附言：这篇有些词是被迫改的，大家可以理解。本篇试了几次才出台，建议大家保存。
各位，发完这一章后，除了一点尾声，《大清翻车指南》基本算是完结了。
从2021年1月22日，第一篇《王朝的统治》开始，不知不觉竟然也写了快三年。考虑到这三年大事频发，再回首，颇有斗转星移之感。感谢各位读者老爷不离不弃，听我唠叨了这么久。
之后写点什么，我其实也还没计划好。承蒙有编辑看得上眼，我得先得把这个系列做个修订，争取能够出版。之后走到哪里算哪里吧，毕竟按照过去三年的经验，什么计划都没有变化快。
但不管如何变化，码字儿仍然会继续，就如同我们的世界，磕磕碰碰，也永远都会继续。
25 权力的游戏（5）
2月12日，清帝退位，但是：
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
皇帝是没有了，4万万中国人算是自己成了“主人”。但“欲戴皇冠、必承其重”，争取到了权力，还得学习如何使用权力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很多人都对“制度”有种迷之自信，总觉得制度到位，一切自然水到渠成，但天下事哪有这么容易。
大家回想一下“天下”那一篇，想想法国大革命之后巴黎大街上，以共和国之名砍下的滚滚人头，就知道“共和”这把利器也不是那么好驾驭的。如何利用争得的权力来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中国才刚刚起步。
换句话说，“实行共和”是达成一致了，但关于如何共和，全国上下并无共识。这也难怪，共和不仅仅是一个名字、更是一门科学，它是一系列制度、理论、和教育，它甚至是一种全体国民的生活方式。在1912年的那个十字路口，民国上下，对如何“共和”的实践及理论储备都严重不足。
法国人有以《社会契约论》、《论法的精神》为代表的启蒙运动；美国人起码还有个《联邦党人文集》；而1911年的中国，即便对共和理解较深的孙中山、梁启超，水平也就是“比较懂”而已。
换句话说，皇帝是没有了，但对于怎么做一个GongMin、组建什么样的社会、LiXian有什么学问……全国上下其实都没啥共识。
别说从“总督”摇身一变成了“都督”的旧官僚了，即便是LiXian派和革命党，其实也是一直忙着搞起义，没怎么好好想过成功后该怎么办。
但对于同盟会而言，有一点还是明确的：要防止总统权力过大、警惕袁世凯DC。
2月12日，清帝退位，全国欢呼雀跃。南北博弈一下子提速，次日，孙中山如约提出辞职，并提出三项要求：
第一、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；
第二、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；
第三、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政府的约法。
按照他对秘书张量生的说法，这三项是“这是给袁世凯这孙悟空戴上金刚箍，使他不能随便作怪”。
而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第三点：“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政府XF”。为此，孙中山积极参与《临时约法》的起草，修改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》，削减总统的QL、以内阁制代替总统制。
同时，南京参议院也希望修改《临时约法》。当时，参议员普遍的心理是：既然总统都是参议院选出来的，那参议院再通过立法，限制一下总统的权力也未尝不可。更何况，从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来，总统府和参议院之间因为借款问题、起草XF的归属权问题等也是纠纷不断，趁着修宪的机会，扩大一下权力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也就是说，面对“必须以民国总统职位为妥协、以换取民国统一”这个现实，南方希望采用以内阁制、扩大参议院权力等方式，形成对总统的束缚，以达到权力的balance。
很快，全国上下对于定都北京还是南京，爆发了巨大争议，甚至南方内部也是意见不一，既有人觉得边疆不稳，需要“总统守国门”（中国边患一直在北方，首都北京靠近前线，有天子守国门的说法），也有人觉得袁世凯独裁之心不死，必须放到南京加以限制。
两周后，2月27日，蔡元培北上迎接“新科总统”，希望以此为压力，迫使袁世凯南下就职，但玩权谋，书生怎么是职业官僚的对手。袁大头早有准备。先是热烈欢迎，全面示好。但一转眼就发生北京兵变，数千商铺被抢，列强迅速开始调兵，表示要介入。“求稳”的心态下，全国对“南下就职”的反对声也越来越大，甚至姚雨平都觉得定都北京也未尝不可。
最终，南京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北京就职；3月10日，袁世凯在北京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，宣誓拥护宪法，三个紧箍咒，此时就只剩下最后一道了。
之后，南北双方对于内阁总理的人选，又有了一番争议。“助产婆”赵凤昌再次发挥作用，提议：“袁世凯心腹唐绍仪加入同盟会，并出任第一届内阁总理”。双方由此达成一致。
3月13日，唐绍仪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届内阁总理；同月，同盟会在孙中山主持下，改组为ZD形式、开始公开行动，新Party继续秉承同盟会理念，确定了改武装斗争为parliment斗争的方针，数月之内会员增加到十数万，遍布长江南北，成为当时中国biggest 党。
26日，唐绍仪在孙中山主盟下，加入同盟会；29日，唐绍仪于南京正式组阁，内阁成员名单如下：
国务总理：唐绍仪（同盟会、也是袁系）
内务总长（赵秉钧，袁系）
外交总长（陆征祥，袁系）
财政总长（熊希龄，立宪派）
陆军总长（段祺瑞，袁系）
海军总长（刘冠雄，袁系）
司法总长（王宠惠，同盟会）
教育总长（蔡元培，同盟会）
农林总长（宋教仁，同盟会）
工商总长（陈其美，同盟会）
交通总长（唐绍仪兼任）
乍一看，同盟会占了一半，所以本届内阁，有“同盟会中心内阁”的说法。但细细看来，最关键的军事、财务、外交大权都在北洋系手中，的确又是个“北洋内阁”。
至此，民初第一轮political斗争，基本算是尘埃落定。会党、清廷两股势力出局；洋人加深了对中国的控制；北洋势力成功执政，而同盟会获得了ZD斗争的权力和舞台。
对于这样的结果，孙中山不能说完全满意，但也算对未来充满期待。虽然定都南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，但咸与共和的理念还在，对总统的限制还在；以同盟会的能力，他有信心在议会斗争中保持优势。《临时约法》，将会是共和的最后堡垒。
然而，很多人当时就察觉得到，这个堡垒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坚固。
1912年3月11日，《临时约法》成型。当时英国驻南京领事、来自内阁制发源地的伟晋颂（F E WiLKinson），在跟踪了宪法产生过程，读了终稿之后就说：
“临时约法中对总统、各部和参议院院权力都规定得很不明确，将来很可能是经常产生争议的根源。”
从今天法学界的角度来看，这部被寄予厚望的宪法有点四不像的味道，到底是总统制、半总统制、还是内阁制，学术上到现在还在吵个不休。宪法规定：
总统，代表临时政府，总揽政务、公布法律等权力，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首脑；同时也规定了：对外宣战、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、预算等诸多决策，都需要通过参议院批准。这就有那么点美国总统制的意思。
同时，又增设内阁（就是宪法上的国务院），并且赋予内阁总理（也就是宪法上的国务员）辅政权与副署权，要求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、公布法律、发布命令时，内阁总理须副署之。也就是说，理论上来讲，总统除非拿到内阁总理的同意，否则啥都干不了，这就又是法国内阁制的意思。
接着又规定参议院对临时大总统、国务员分别拥有弹劾权、和审判权，以及前面提到的各种批准权，同时规定，临时大总统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，隐隐有了国会成为最大权力机关的味道。
三种角色权责不清，尤其是内阁总理这个职位，设定非常模糊。往往是总统（比如袁世凯、黎元洪）认为内阁总理起到的是减轻总统行政负担的作用；而内阁总理（比如段祺瑞）自己却觉得，内阁制说明总统是虚职，作用是协调内阁和参议院的矛盾，行政权在自己手上。
整个民国，双方都矛盾不断。
当然，搞出个四不像也难怪，形势比人强，约法本身就是为了尽快完成过渡而仓促出台。美国人当初搞个XF，从1786年9月提出意向，一年后完成草案，然后各州代表大辩论，吵得天昏地暗，一直吵到1789年3月才正式搞出了以宪法为行政框架的政府。历时接近三年，而此时还有两个州（北卡罗来纳和罗德岛）没有同意，还在搞各种修正案。
而民国从南方临时政府成立，到《临时Xian Law》草案出台，花了多久呢？四个月不到。这已不是弯道超车，这是弯道超飞机了。
之后的历史，也印证了伟晋颂的预言。各方势力对于如何解释这部法案，争议巨大；大家实行各项条文，发现漏洞颇多。宪法不成熟，成了政治不稳定的催化剂。即便咱们把袁世凯统治的那几年去掉，民国政府从1916到1928这十二年时间里，也整整换了37届内阁，总理跟走马灯一样，最短的只有两天就倒台了，最长的一届，人称“政坛不倒翁”的靳云鹏内阁，也就勉强维系了17个月。
府院之争（也就是总统府和国务院、大总统和内阁总理的矛盾）更是诱发了各种“兵谏”、“军阀大战”的戏码，就跟刚独立的墨西哥一样。
当然，这也不是说民国政府后来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事，都是因为当初《临时约法》没设计好。毕竟“制度只是一个中介变量，它能影响个体选择但不能决定它们。”
正如之前说的，“欲戴皇冠，必承其重”，共和共和，先得有“共同的认知”，然后在同一框架下“竞争合作”，这才能够达成共和。
皇帝虽然没了，但是膝盖却还是那个膝盖；约法已经出台，但捍卫约法的枪杆子还是“竖起招兵旗，自有吃粮人”；名字虽然从“大清”成了“民国”，但中国仍是那个“有枪便是草头王”的世界，军队既然是私人武装，内阁自然成了武力的附庸、成了“妾妇内阁”（当时北京的社论，嘲笑内阁的尴尬地位）。
所以，在成功改造社会之前，共和就只能是个“口头共和”。而这部半成品Xian Law的模糊地带，也自然成了各股势力的趁手工具，无论哪一方都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空子，披着拥护《临时约法》的外衣“武装干政”。堂堂国家基石，不免沦为政争的工具。
当然，所有这些都是后见之明，在1912年的春天，没人会想到中国还得经历二次革命、要经历袁世凯称帝、张勋复辟、要经历北伐、四一二、抗战、内战……他们还想象不到之后几十年的混乱、痛苦、和挣扎；他们所看到的，是《泰晤士报》所说的，“一次伟大的妥协”，是“中国版的光荣革命”。
就让这备受苦难的四万万同胞喘口气吧。
在1912年的春天，政府平稳过渡、南北兵锋消弭、工商业去掉了限制、鞠躬代替了磕头。北京的黄包车师傅们仍搞不懂“总统”和“皇帝”有啥区别，冯国璋汉口大火的废墟还在微微冒着青烟，南京的大街上仍晃着散兵游勇，但空气中处处弥漫着乐观的味道，就让这四万万同胞，度过这个难得的太平年吧。
皇帝走了、民国来了。
1912年4月1日，孙中山先生在南京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，一个时代就此缓缓落下帷幕。
挂在他脸上的，或许略有对未来的忧虑，但更多的，是对新世界的憧憬——整整16年惨烈的牺牲、困苦、失望、妥协、和挣扎，终于换来了一个没有皇帝的世界。
民国，终于来了。
解职后的孙中山，开始减少过问ZZ。
1912年8月，他和黄兴北上会晤袁世凯。在北京，双方相谈甚欢，袁世凯拍着胸脯保证共和，而孙先生也对袁多加赞誉，一切都如此美好。9月25日，孙、袁发表联合声明，提出全国去军事化、开放外国资本、稳定政局、发展实业。
从此，他的身份就从“医生”、“乱党”、“前临时大总统”，变成了“铁路督办”、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。之后，游历日本、引荐外资，专职筹建全国铁路。吴稚晖后来说，那时候的孙先生，
“总是把地图摊满一地，自己伏在地图上，拿着铅笔东画西画，凡是铁路工程的图书，每间屋里都堆着。”
他演讲里说，自己亲眼所见，加拿大招募数万华工修筑铁路（其实是1.2万名），数千名华工埋身落基山脉（死了至少5000多华人），换得了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。短短十年，加拿大铁路达到数万公里。我们就近招募工人，尽心建设国家，难道不应该比加拿大修的更多、建的更快吗？难道不能十年里，修他个十万英里的铁路吗？
这个46岁，胡子花白，从来没有系统学过工程的中年男人，就这样伏在地上，兴致勃勃得东画西画，仿佛在地图上看到了林立的烟囱、纵横的铁路，看到了巡弋的军舰、自信的国民；就像他在美国和加拿大亲眼看到的那样。
在他之后，黄兴也慢慢退出领袖舞台。
黄克强是清末第一劳碌命，南北议和后被袁世凯用作“南京留守”，位高权轻，专门负责裁撤南方的几十万军队，还是不给裁军费的那种。这应该是当时全国最吃力不讨好的一个工作，二十多万革命军队聚在南京，既无粮也无饷，伙食从饭变成了粥，到后来，连粥都供应不上了。
论情理，这些人投身革命，理应获得安置；论现实，南北既然议和，也实在不需要那么多军队。如果黄兴是草寇，那解题的思路就是“抢钱、抢粮、抢娘们”，一路烧杀劫掠过去；如果他是军阀，那就是坐地起价，政府不给钱，就带军队北上武装讨薪。
可惜黄兴不是任何一种，他是个一心为国的劳碌命。那就只能各处筹钱、兼以大义感召，请士兵两手空空、自愿还乡。几个月下来，累到吐血——不是形容词，是真的吐血，他后来也是死在积劳成疾引起的的胃出血和肝硬化上，年仅42岁。
1912年6月，裁撤了近二十万士兵后，黄克强终于无官一身轻，回到故乡湖南，他在那里曾有祖产良田千亩、房屋百间，但早已为革命变卖殆尽。但他应该不会在意，抵达长沙那天，数万人欢迎义士返乡，学生们高歌：
晾秋时节黄花黄，
大好英雄返故乡。
一手缔造共和国，
洞庭衡岳生荣光。
这唱歌的人中，有一位19岁高高瘦瘦的年轻人，他的名字叫毛泽东。1912年10月，这个一生为国，满门忠烈的天下豪杰，带着儿子、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、黄花岗起义的勇士——黄一欧，终于过了几天安生日子。
挂冠而去的，还有汪精卫。这位仪表堂堂的美男子，十数年来于南洋诸国演讲、筹款，奔走不休。在鱼龙混杂的革命军中，他戒烟戒酒、从不嫖娼，是个出了名的“道学先生”。南洋富商女陈璧君苦恋他多年，甚至在他因刺杀载沣而身陷囹圄、命不久矣之时，仍然不离不弃。汪精卫曾立誓“革命不成就不结婚”，现在，革命终于成功了。
4月，他去了槟城陈璧君老家提亲；5月，在广州举行了婚礼。胡汉民证婚，何香凝是伴娘，革命党人济济一堂，既庆祝黄花岗起义一周年，也庆祝这对革命鸳鸯终成眷属。之后，汪精卫辞去一切职务，他说“革命成功了，应该让有学问的人去担任国家重任，我过去为革命没有读书，现在应该让我出国求学。”8月，这对新婚夫妻漂洋过海、远赴法国攻读社会学。
南北议和之间，汪精卫竭力调停、坚决反对北伐，身为革命党人，却为袁世凯说尽了好话，被时人讥讽为“政治两栖动物”。现在，他身体力行，“不做官、不当议员”，不图名利、无可指摘。当时有社论说：“论才，当属宋教仁；论德，当属汪精卫”。
向使当初身便死，一生真伪复谁知？历史总是那么的充满恶意。
留下干活的，是宋教仁。这位民国ZD运动第一高手，着手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，转武装斗争为议会斗争，为保住革命果实而继续努力。
黄兴曾说：“名不必自我成，功不必自我立，其次亦功成而不居”。民国既起，义士们也要铸剑为犁、解甲归田了。
然而，普天同庆的烟花之下，是阵阵阴影。
8月，革命元勋张振武，被袁世凯以“贪污”为名，不经审判，诱杀于北京。“共和”政府杀起人来，和当年大清以“供、证两无，安能杀人”的方式将秋瑾斩首，又有多大的区别？所谓“口衔刑宪，意为生杀”，司法独立只不过是一纸空谈。
6月，唐绍仪内阁按照事先约定，任命王芝祥为直隶总督。袁世凯以“将士反对”为名，执意将其调任为南方军宣慰使。按照《临时约法》的规定，如此重大的任免需由内阁总理副署方能生效。但袁以势压人，直接跳过内阁，发了一份没有副署的委任状。而王芝祥也不争气，居然拿了笔“宣慰费”真的就屁颠屁颠南下上任去了。
对此公然践踏宪法行为，唐绍仪自然是激烈抗议。然而，当年各个方面都觉得这不过是“私人恩怨”，不愿掺和。宪法宪法，“有违宪者，天下共击之”才能叫宪法。时人既然没有共识，不以维护宪法权威为己任，那宪法自然也成了强权的遮羞布。
1912，
国王已死，国王万岁。
大清已死，大清万岁。
之后数十年的命运，在建立的那几个月，就已经冥冥注定。仅仅一年之后，国民党在国会中获得多数席位，宋教仁北上组阁，却被暗杀身亡，而证据直指袁世凯。孙中山、黄兴、汪精卫掀起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。革命终于还是尚未成功，同志们仍然需要继续努力，但这，已经不是大清的故事了。
紫禁城的黄昏下，隆裕太后郁郁寡欢，于次年去世。6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刚刚开始读书，他懵懵懂懂得看着袁世凯所送的、“德至功高，女中尧舜”挽联，不知道能否理解“尧舜禅让”的真正含义。但无论是否理解，他随波逐流、身不由己的一生都将无奈的徐徐展开。
当年的宗社党死硬派中，肃亲王善耆始终想着复辟，勾结日本人两次搞满蒙独立，失败后病死旅顺，他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间谍川岛芳子；醇亲王载沣不再过问政事，在溥仪北上伪满洲国的时候，和儿子大吵一架，说他连“石敬瑭都不如”，倒也算骨气尚存。
最可笑的是恭亲王溥伟，作为皇室近支，他是当年末代皇位的有力争夺者，对慈禧把宝座给了溥仪一辈子耿耿于怀。日本人在奉天搞满洲国的时候，一度想扶持他为皇帝，甚至让他穿着龙袍祭祀大清祖陵，急的溥仪赶紧巴巴的跑去旅顺“继承大统”，终其一生都对这个“竞争对手”满是猜忌。
真是两只乌鸦抢腐肉，一生执念终成空。
真正看开了的，是前军谘大臣、钟郡王载涛。这个不知兵有多少的陆军大臣，最终成了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，可以安心做他的“马痴”了。在朝鲜战争时期，他配合我军去蒙古挑马，把25,000匹良马运往了志愿军前线。之后，帮国家整合收编旧马场，成了新中国的“伯乐”。
而当年真正“死社稷”的良弼，是身后事最凄凉的一个。他妻子早亡，死后留下了三个女儿由岳母抚养。良弼生前一直力挺君主立宪，以“激进改革”著称，得罪了不少满清权贵。
清廷既倒，抚恤金自然是无从着落，他又为官清廉、并无积蓄。死后，一众皇亲国胄避之唯恐不及，连下葬的钱都是袁世凯私人资助的，孤母寡女沦落到要靠好友吴芝瑛接济为生。民国后，吴芝瑛多方求告，终于帮几位孤儿求得了一份抚恤金。
正是这位吴芝瑛，七年前得知堂弟吴樾刺杀五大臣、命陨当场的消息，泪如雨下；五年前，眼看挚友秋瑾身首异处，她甘冒奇险、将其遗骨葬在西湖；一年前，收到好友吴禄贞被良弼刺杀的噩耗（和现在不同，时人认为是良弼派人刺杀了吴禄贞），她难以置信、只能压住悲痛，帮其保存遗作。
而今，正是这位不折不扣的革命党，安顿了良弼的遗孤，埋葬了爱新觉罗家族最后的守卫者。
12年前，良弼和吴禄贞一同求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。同学年少，他们对于大清是否还有未来，日夜争论而胜负难辨，势不两立却又惺惺相惜。现在，一抔黄土埋残躯，谁对谁错，终于不再重要了。
很多年后，吴芝瑛和她先生廉泉先生，出版了吴禄贞的两卷遗诗，让我们看到吴大豪杰写的“万里请缨歌出塞，十年磨剑笑封侯”，英雄豪迈、旧日新天；他们也编辑了良弼的《天荒地老录》，默默记下这个35岁、努力错方向的勇敢青年最后的誓言——对大清，“非到天荒地老，必力持不易”。
他们所说的，他们都做到了。
1912年，298岁的大清，寿终正寝。
尾声 1
大清亡了，但这不是中华民族百年自强运动的结束，这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，而可能只是开始的结束。
还记得姚雨平的北伐吗？
1911年12月，八千广东子弟组成北伐粤军、号称“姚家军”。他们渡江北上，打得辫子军张勋节节败退。当年雄赳赳的学生军中，颇有几个后来大家熟悉的名字：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、新中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、创立抗日雄师19路军的陈铭枢……
次年，1912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，立志北伐，黄兴整编南方军队，改编“姚家军”为“陆军第四军”；之后，南北议和、清帝退位，袁世凯做了大总统。粤军响应黄兴号召，以大局为重、自请裁军，电曰“裁一个兵，即少担一份饷，亦即少借一份债”。全军只留炮兵营一支，创始人姚雨平出国考察军事。
再过一年，风云突变，1913，宋教仁被刺身亡，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、护法运动、南下广州成立军政府，重组粤军，史称“建国粤军”。其中建国粤军第一师的军官班底，就是当年的姚家军，包括李济深、邓演达、陈铭枢、还有我们熟悉的叶挺。
革命尚未成功，孙中山又继续努力了12年，1925，他终因胆囊癌在北京逝世。同年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，姚雨平一手提拔的、当年八千子弟之一李济深，在国共合作、苏联支援的基础上，整编建国粤军第一师。为纪念当年的“陆军第四军——姚家军”，他将这支部队起名为“国民革命军第四军”。北伐时，这支军队共产党员最多、打仗最拼，因屡立战功而被称为“铁军”。
就在北伐节节胜利之时，意外突发，1927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、国共决裂，之后，中共发动八一南昌起义。这支起义部队在朱德的带领下辗转来到江西，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。朱德回忆说，当时起义军中有很多人，尤其是军官，来自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，为了沿袭“铁军”传统，他和毛泽东把这支部队命名为：“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”，他们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：朱毛红军。
之后，便是坚苦卓绝的反围剿、长征，奋斗10年后，1937，西安事变，国共第二次合作。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在南方八省打游击的红军，根据国共协议进行改编。为了传承当年的“铁军”精神，军长叶挺为这支部队选了一个番号：“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”，也就是“新四军”。
这支部队在日本鬼子的统治区历经艰难、发展壮大，甚至搞出了咱们之前说的“飞马牌”香烟，他的创始人就是当年黄花岗起义的投弹手、叶挺的同学兼战友、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的参谋长、粤军大将张云逸。
浴血八年后，1945，日本投降，新四军第3师北上，加入东北野战军。师长黄克诚，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12师第35团团长，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，是当年国民革命军第四军、叶挺独立团2营7连排长。这支部队有个大家津津乐道的名字：第四野战军。
姚家军、陆军第四军、国民革命军第四军、工农红军第四军、新四军、第四野战军……
薪火相传、革命不息。
让我们再次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。
1898年秋，北京残阳似血，菜市街口，谭嗣同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，慷慨就义；在他之后，万千义士血荐轩辕，终于推翻了满清这庞然大物。
但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，好在薪火相传、革命不息、火苗既起，终将燎原。这些万千义士，终将以血和火，彻底烧光那个旧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