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3 权力的游戏（2）
现在大家说起南北议和的结果，总是扼腕长叹，感慨折腾了半天，最后居然给出了“袁世凯成为民国总统”这么一个结果。老实说，如果从纵观全球的角度来看，这结局实在不算差了，毕竟那可是民族主义流行、列强们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。
几百年的时间里，多民族的大帝国一旦国力衰弱，几乎无一例外，都被冲击的七零八落。最典型的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，当年他号称“欧洲病夫”，和“东亚病夫”大清，一东一西，相映成趣。
就跟当年大清打遍东亚无敌手一样，土耳其帝国统治曾经横跨亚非欧大陆，治下一度包括阿拉伯半岛（比如现在的中东）、北非（比如现在的埃及）、巴尔干（比如现在的希腊）、和高加索（比如现在的阿塞拜疆）。
鼎盛时期，面积达到520万平方公里，海军称霸地中海，陆军直逼维也纳，可以说是武德充沛了。
就这么个庞然大物，在近代被折腾的死去活来。巴尔干变成了火药桶、中东天天不太平、北非成了半独立……挣扎百年，终于在一战后分崩离析。他们的世仇希腊人，一度打到现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。
要不是有民族英雄凯末尔奋起一搏，大败西方支持的希腊军队，那现在的圣索菲亚大教堂（在伊斯坦布尔，曾经是拜占庭的基督教堂）里，挂的恐怕就是十字架了。
等到凯末尔携军功推翻流传600年的帝国、流放末代皇帝穆罕默德六世、创立土耳其共和国时，当年的520万平方公里，已经只剩下了安纳托利亚的区区78万了。
土耳其并非孤例，同样受到民族主义暴击的还有神圣罗马帝国、西班牙殖民帝国（拉丁美洲独立）、墨西哥帝国、奥匈帝国、沙皇俄国……当然，最终也吞噬了大英帝国。
而大清，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。1636年，皇太极在辽东的登基大典，就是满人代善、蒙古人额哲、汉人孔有德共同上表，敬上“宽温仁圣皇帝”的称号，国号从满族特色的“金”，成了中性的“大清”，从而走上了和明朝争夺“正统”的道路。
换句话说，他们阿新觉罗家族，是满人的族长、蒙古的大汗、西藏的文殊菩萨转世、儒教的维护者……这些身份叠加在一起，最终形成了中国的皇帝。
所以，关闭上帝模式，身处1911年，孙中山他们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？
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让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丧失了在欧洲的大部分领土；俄罗斯通过蚕食，侵占了高加索；波斯尼亚民族主义者激烈反抗奥匈帝国的统治；英国打赢了漫长的布尔战争，虽然代价巨大，但仍然吞并了南非……
他所看到的，是一个弱肉强食、危机四伏、国家边界随时根据实力在调整的混乱世界。显然，一旦南北议和失败，全国开打，谁输谁赢不好说，但列强插手、边疆告急是跑不掉的了。
事实也的确如此，都没等全国开打，辛亥革命一爆发，各股力量就已经纷纷下手了。
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勾结日军参谋本部，拉拢善耆妹夫、蒙古贵族贡桑诺尔布，想拥立镶白旗肃亲王善耆，推进“满蒙独立运动”（川岛芳子的爹就是善耆、义父是川岛速浪、老公就是妄图独立的蒙古贵族甘珠尔扎布）；
宇都宫太郎派遣嘉悦敏到云南、广西、贵州，拜会本地土司，想把这些地方与越南的河内（那时候叫做东京）连成一片，搞个类似于古南诏国的仆从国；
俄国驻北京代表谢金致电外交大臣查诺夫，要求派遣驻扎尔肯部队占据宁远，甚至准备开始招募哥萨克骑兵、动员七河省（差不多是现在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那些地方）部队……
中国周围、危机四伏。
大家想像一下，假设清廷破罐子破摔、负隅顽抗，以善耆、载沣、赵尔巽为顾命大臣，退守东三省，提拔良弼、重用张作霖、策反冯国璋，倚靠俄国或者日本的力量封锁渤海湾、阻隔山海关。然后为了分散民军注意力，发布上谕，号召诸侯自治、列强勤王。
那可真的是大局糜烂，能否仅仅战乱38年就统一，就是个未知数了。
所以，站在千年未见的大变局面前，孙中山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？粗略来看，是“推翻大清”；但再细看，应该是“在保持国土完整、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，推翻大清”；而再准确点来说，则是“在保持国土完整、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，不仅要推翻大清，且要永久共和”。
毫无疑问，仅仅推翻爱新觉罗，很可能造个反就够了，但要完成“既要又要”的目标，仅靠武力就肯定做不到了。毕竟，无论我们多么的强调革命的先进性、强调“民心向背”，一个在实践中简单粗暴的现实就是：政治博弈的结果，是各种力量交互的结果，而“民心”只是力量的一种，更何况这大部分“民心”都还没怎么搞明白什么是共和。
谁能争取到这些不同力量的支持，谁才能左右游戏的进程，不管你是正义还是邪恶，无论这力量是进步还是落后——换句话说，无论你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。
南北议和的过程，也是清末权利游戏中，顶级玩家的博弈过程，双方的行为逻辑都遵循权利游戏的基本规则：争取关键力量、整合重要力量、削弱反对力量。非常值得各位读者好好品味。
大家如果分不清不同力量的话，可以简单用纽约大学政治经济学中心主任、选举团理论的创立者、政治预测咨询公司Selectors, LL（中情局是他的长期客户）的创始人梅斯奎塔博士（Bruce Bueno de Mesquita）的话来分析：
关键力量，就是那些手握最关键资源的人，是不可或缺的“关键合伙人”，对控制政权生死攸关，必须满足其核心利益，否则统治将不可持续；
重要力量，是那些能对结局产生一定影响的“有影响力者”，他们能够影响政治走向，并且有机会成为未来的“关键合伙人”，必须让他们围绕在你的周围，否则就要对其进行削弱；
而剩下的那些，叫做“名义参与者”，他们是如武汉市民一样的芸芸众生，在宣传的口号中。他们是国家的主人，是“民心向背”。但就跟上市大公司的散户一样，名义上来说是公司的主人，但如果缺乏组织和整合，那在股东大会里基本上说不上什么话。这种人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“可相互替代者”。
回到1911年的中国，谁是那些“关键力量”呢？
我们可悲的发现，其中一个正是大英帝国。
还记得一路走来，大清的各种作死吗？虽然同胞们踊跃参军，但武器是在列强的手中，在英国马克沁公司手里；虽然我们勤劳善良，但中国政府几乎破产，短期而言钱袋子只有靠海外贷款，而贷款在英国人主导的四国银行团、在汇丰银行手里；虽然民众站在正义的一边，但新政府的合法性却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承认，而当年话语权最重的，仍然是大英帝国。
唐宁街10号（英国政府所在地）虽然没有亲自下场，但身怀利器，在对峙双方势均力敌时，无疑能够拨动胜利的天平。
只有理解了这些，才能理解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之后的一系列动作。
10月11日，远在美国、正在努力向华侨筹款的孙中山，在报纸上意外收到了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，但他并没有急着回国，而是迅速开始了列强的游说之旅。毕竟打仗的事儿一直都是靠黄兴，他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搞外交、筹资金才是他的主要任务。
找谁呢？孙中山判断，“革命立国之列强”美、法会支持革命，“君主制列强”之德、俄会反对革命；日本则是民间赞成、政府反对；
而英国，对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倾向性不强，一来，英国当前的重心是在欧洲压制崛起的德国、在印度抵制俄国的渗透，对中国领土的野心不大，是可以争取的力量；二来，他实力够强，足以压制德、俄、日的野心。因此，英国，是主攻的方向。
大家对比一下上文提到的日本各不同群体的态度，再印证一下之后南北和谈时期，英国对日本的强力压制，是不是觉得孙先生还是很有两把刷子的？
为此，孙中山设计了一条复杂的回国路线。先是取道华盛顿，想要和国务卿诺克斯秘密见面以获得支持。如他判断，美国民间对中国革命持同情态度，《纽约时报》发表文章《中国起义背后的计划被揭露》，认为起义“并非零星爆发”，而是“一个由孙中山领导的最精明的中国进步人士团体，在过去三四年里秘密策划的组织的结果”，其目标是“建立共和国”。
当然，同情归同情，美国人当年在中国根基尚浅，还没搞清楚情况，甚至一度认为领导起义的孙武是孙文弟弟。而在局面清晰之前，现实主义路线的政府也不可能急表态，孙中山没能和华府搭上线。
11月2日，他先写信给到英国的好哥们、大家熟悉的荷马李提前安排，然后动身前往当时世界政治的中心，欧洲。
在伦敦，荷马李帮他牵线马克沁机枪制造商、维克斯公司总经理道森（Sir Trevor Dawson），以“未来可能是中国总统”的身份商谈军火购买事宜；找到了四国银行团（美国花旗、英国汇丰、德国德华、法国东方汇理），希望他们停止、同时也阻止日本对清贷款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以革命临时政府的身份从美国借款100万磅；并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对革命给予“友谊与支援”。
之后，他又从伦敦前往巴黎，会见东方汇理银行经理，试图说服对方借款给革命临时政府；受访《巴黎日报》记者争取舆论支持；拜会法国政要获得承认，忙的不可开交。
孙中山所不知道的是，远在北京，同样的游说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。
让我们把时间猛烈回拨30年，还记得汉臣的崛起吗？时年23岁的的袁世凯首次以吴长庆幕僚的身份，前往朝鲜“平叛”。作为“朝贡体系”最后的独苗，朝鲜在当年仍算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大清藩属国。虽然这种不合时宜的体系已经摇摇欲坠，但作为天朝上国的颜面，李鸿章仍然竭力维持。
谁最看这关系不顺眼呢？有三个，“欲征服中国，必先征服东北；欲征服东北，必先征服朝鲜”的日本；“吃下去我打死也不吐出来”的俄国；以及不愿意甘愿做“二等国家”的朝鲜自己。反倒是一直在中亚和俄国大博弈的，倾向于限制日本扩张的英国，情愿朝鲜仍在中国掌握之中。
一代枭雄袁世凯，就在朝鲜这个小型国际战场中纵横捭阖、尽心尽力维护大清在朝利益，多次挫败日本和俄国的阴谋，把他们恨得牙根发痒。而和与他诸多配合的，正是当时的英国驻中国领事朱尔典。
两人在对俄日的斗智斗勇中，结为好友。甲午战争爆发，日本大举进攻朝鲜后意图乘机刺杀袁世凯，他还在朱尔典的帮助下跑到仁川、登英舰回国，算是有过命的交情。之后，朱尔典成了驻华公使，袁世凯官运亨通，双方自然成了莫逆之交。
等到武昌起义爆发，朱尔典是列强中第一个意识到清朝即便能够镇压起义，恐怕也是前景暗淡的；在清廷重新启用袁世凯后，朱尔典在电报中汇报说：
“……袁世凯已被任命为湖广总督……但满族统治集团显然害怕把便宜行事的权力交给他，而只是这种权力才使他能够迅速应对局势……”
由此，朱尔典极力游说奕劻，希望清廷给予袁世凯更大的权力。在密切关注全国起义情况之后，早在10月30，这个中国通就得出结论：
“……运动已发展到如此广阔的范围，对袁世凯这样一个具有实际见识的人来说，任何以武力镇压运动的企图大概不会具有很大的成功希望。在中国人民与满清王朝之间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比袁世凯更适于充当调停的角色……”
在这个时候，美国人还没搞明白啥情况，日本政府还忙着偷偷摸摸卖武器给大清陪葬，大家感受一下这种差距。
同样行动迅速的，是袁世凯，虽然他此时正在湖北孝感督军攻打武汉，军务繁忙、身份敏感，不可能直接去见朱尔典，但他派出了心腹中的心腹——亲儿子袁克定。
现在大家说起袁克定，不外乎是坑爹能手、假报纸之类的（据说袁克定搞了份假报纸，忽悠他爹全国上下一致希望老爸称帝），但在当年，他可是好学不倦、学通中外，还会英、德等多种语言的有为青年。武昌起义之后，时局乱作一团，小袁帮助老袁稳定局势、打通关系、传递消息，甚至还成功笼络了一批革命党，这其中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汪精卫。
因为后来汪精卫挺袁世凯太厉害，一度有传言说他出狱后就和袁克定成了拜把子兄弟，大家感受一下这位“百日太子”的社交能力。
而所有任务中，最重要的之一，就是联络朱尔典。袁克定在一个月内，至少三次私会朱尔典，通报前线情况、传递朝廷消息、请教对局势的判断、打探列强态度、争取英国对父亲的支持，实在是功不可没。
老袁看小袁，越看越有那么点司马懿看亲儿子司马师的意思（司马懿造反，很多实际工作，比如三千死士什么的，都是司马师操作的）。
11月，在朱尔典的各种运作下，英国内阁外相格雷（Sir. Edward Grey）致电英国驻华领馆，说：
……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。我们希望看到，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，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……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，并为革命后在华贸易获得发展创造有利环境……”
简单来说，无论最终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，“维持中国的稳定、保护列强在华利益”，已经成了英国的官方态度，而袁项城则被英国内定为支持的对象。
11月18日左右，格雷通过道森向孙中山透露，帝国政府认为，“中国似有一个立于革命反对面的良好人选，袁世凯，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总统职位——假如他能够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。”
这句话，基本是给英国未来的国策订了一个基调，也是给孙中山的游说之行划了个句号。
这一个多月的活动，虽不能说一无所获，但也仅仅是聊胜于无。抱着两头下注的心态，列强对孙先生都抱有“尊重并同情”的态度，毕竟未来如何谁也说不准，英国也很鸡贼的取消了各殖民地对他的驱逐令，算是国际社会承认了革命军的合法性；四国银行也暗示不会贷款给清政府——虽说有没有孙中山的游说，这都是既定国策。
但在关键的，对革命军临时政府贷款问题上，所有财团都明确拒绝。
24日，孙先生振奋精神，从马赛登船，开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。此时，距离起义爆发已近一个多月。全国上下对于这段时间孙博士去了哪里百思不得其解，《申报》一度传言“孙汶向欧洲某国购定战舰十八艘……已将契约订妥……”——这也正常，谁又不是缺什么就指望什么呢。
12月25日，海外流亡16 年的孙中山终于抵达上海。当记者追问他资金问题，孙先生回答“予不名一钱也，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！”大家感受一下这句豪言壮语背后的艰辛。
当然，感慨再多，要干的活儿也不会少了，无论是南、是北，整合各自的重要力量，都迫在眉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