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月
聊完了混乱而激动人心的一夜，我们继续回到技术分析的路线。
还记得在谈黄花岗起义时，我们反复说的一句话吗？广州起义的目标，不是靠着几百号人的敢死队推翻大清，而是指望能在广州城坚守至少一个月，让大家看出大清的虚弱，继而诱发连锁反应。
可惜然起义连一天都没有坚持住。
现在，坚守一个月的历史重任落在了武昌起义士兵头上，全国、乃至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武汉。几千号起义士兵，能抵挡住紫禁城的反扑吗？
应该说，命运让起义在武汉成功，对推翻大清而言，既有好处也有难处。
好的一面，武汉三镇，文在武昌、武在汉阳、财在汉口，可以说应有尽有。
武昌枪声一响，汉阳、汉口迅速响应。10月11日当晚，文学社就在汉阳组织起义，赶跑旗兵，占领汉阳兵工厂，获步枪7500支、子弹二百二十万发、山炮五十六尊、钢炮一百零八尊、其余钢材、铝锭无数。
汉阳既定，工人马上日夜开工，赶制军械，支援周边义军，枪支弹药算是基本解决。
同样是11日晚上，汉口革命军起义，一个晚上就控制了局势，当晚请汉口商会商议，出具了五条保护工商业的措施。商界人士也投桃报李，出面号召维持市面，愿意筹款以济军需。再加上总督府搜出来库银，钱也不成问题。
至于人和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有人说武昌起义是意外的成功。拜托，造反是买彩票吗？又不是一枪头的事情。10月10日当天能够攻下总督府，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，但这只不过任务的开始。
之后就是囤积军火、组织防御、联络各地、媒体宣传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靠运气可以搞定的。
湖北军政府成立之时，起义士兵不过4000人左右，很难应对清政府的反扑，招募士兵在所难免。结果，10月13日签发征兵令，一周不到，已有三万人报名，他们是贩夫走卒、平民百姓，这辈子连枪都没摸过，凭着一腔热血，纷纷签下生死状、奔赴战场。
同样积极响应的是湖北会党，严格来讲，在1911那个年代，革命党和会党的分界远远没有20年后那么清晰。革命党要斩鸡头烧黄纸，结拜异性兄弟；会党也会谈共和、说革命。往往是脱了军装是会党，披上军装是起义士兵。
大家还记谭嗣同的喋血兄弟吗？十年前，二哥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就是在湖北发难，虽然失败被杀，但基础还在，革命党和会党的联络从来没有间断。武昌起义发动后，湖北会党乘势而起，飞虎堂、万佛弥勒堂、哥老会、江湖会……纷纷和新军中有会党背景的士兵联合，攻击省城外围。
运气？运气只不过披着玫瑰色外衣的“必然”而已。
当然，在武汉起义，但缺点其实也不少。
首先是交通太方便。武汉，九省通衢，兵家必争之地。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舆纪要》里说湖广（也就是湖南湖北）这个地方，“以天下言之，则重在襄阳；以东南言之，则重在武昌；以湖广言之，则重在荆州”，而“州控据三关，为全楚之襟要”。
从武汉顺汉江往西，是抵抗蒙古二十年的“天下之重”襄阳；顺长江往南，是关二爷水淹七军的“湖广门户”荆州；沿着现在的G4京港澳高速往北，是扼守中原的“全楚之襟要”义阳三关（清朝叫做信阳），武胜关、九里关、平靖关，岳飞绍兴十年北伐，就是从这里出兵，可以说个个都是历史故事的常客了。
对应的，攻打武汉有四个方向，一是从隔壁的湖南；二是襄阳部队顺汉水而下；三是荆州军队沿长江往东；最后一个则是河北中央直属部队延京汉铁路南下，过武胜关，到汉阳城下。
湖南的威胁是一个被解除的，长沙本来就是革命党人最多的地方，1906年同盟会花名册，湖南籍会员排名第二，仅次于广东，黄兴自己也是湖南长沙人。加上之前的长沙抢米风潮、湖南保路运动，清廷在这里的统治早就摇摇欲坠。
10月13日武汉光复，10月22日湖南新军就发动了。起义士兵平推到长沙城下，碰到受命前来阻止的巡防营，双方呵呵一笑，心照不宣，就这么兵不血刃的散步进了城。
巡抚余诚格也非常配合，一看苗头不对，瞬间想起自己的老祖宗，诚恳得大喊：“兄弟们，我们可都是汉人啊！”然后白布亲书“大汉”两个字，高悬于衙门之上，所以Chairman毛回忆长沙起义当天：
“……我靠了其中一个劳工的帮助，重新回到城中。然后站在一块高地上观战，直等到最后看到衙门上飘起了写着‘汉’字的白旗。我回到自己的学校，那里已在军队的看守下了……”
这个“汉”字，其实是余大人写的。
接着，巡抚大人再接再励，发挥晚清地方大员的传统技能，在后院挖了个洞，一溜烟跑了。长沙当天光复，之后迅速组织力量，北上协助湖北。而Chairman毛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湖南新军，每天踢正步，和老兵拉家常，随时准备支援湖北。
湖南之后是荆州，10月18日，上游宜昌的湖北新军先行独立，并在11月份围攻旗军重兵把守的荆州城。一直打到12月9日，将军连魁投降。长江方向的威胁解除。
同样在11月，襄阳周边的新军马队起义，很快得到当地会党江湖会的大力支持，双方汇聚一处，公襄义举。毫无疑问，大清对襄阳这个天下重镇还是有深刻认识的，巡防营、清营、荆襄水师，杂七杂八加起来也有十来个营，可谓重兵把守。
结果，11月29日，枪声一响，兵备道（这是官名）喜源大人直接跑路，襄阳当天光复。
于是，最后缺口就只剩下北方武胜关了。
应该说，蒋翊武、孙武他们的基本军事素养还是在的。当初筹划武昌起义的时候，大家就已经准备让驻扎河南信阳（就是刚才说义阳三关的那个义阳）的新军四十二标三营同时响应，攻占武胜关，阻止清兵南下。
负责该任务的是信阳本地人，蒋翊武的好兄弟，营代表刘化欧。作为铁杆革命党，刘化欧变卖田产，换来大洋三百六十元，从日租界（大家回忆一下军火那一章）高价搞到一批手枪、炸药，可谓准备充分、势在必得。
结果，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动时，最具有战略眼光的刘复基牺牲，首领蒋翊武出逃，现场乱作一团，别说远在信阳的刘化欧，连近在汉口的文学社都没通知到。
好在四十二标的文学社代表胡玉珍够机警，觉得事情不对劲，在12号派人打探消息，这才知道武昌起义已经成功。于是一方面开始筹划汉口起义，一方面紧急通知信阳新军。理论上来说，如果通知及时，刘化欧还有可能在清军赶到之前控制武胜关，以千余人的兵力阻止北洋军南下。
但从这里开始，革命党人的好运气算是用光了。送信的张怀德、叶庭槐两人因为胆小不敢坐火车，一路步行走小路，200多公里的路走了整整6天，直到18号才抵达信阳。此时北洋军先头部队已经开到，这两位一看大兵压境，居然直接躲了起来，连营代表的面都没见到。
还是刘化欧自己注意到清兵的异常调动，觉察苗头不对，预判武昌起义已经发动，在16号带着一帮新军、会党、铁路工人组成的队伍，在武胜关仓促发动。可时机已经错过，面对绝对优势的清军，武胜关起义失败，清廷占据关隘，迅速通过京汉铁路向湖南发兵。
这事儿有多严重呢？
大家还记得“我也是汉人”的湖南巡抚余诚格大人吗？余大人手下军队一把手，是营提督黄忠浩大人。黄大人和那些只懂打打杀杀的丘八不同，他是文人出身做了武将，日常羽扇纶巾，号称“小诸葛”。在得知武昌起义之后，他第一反应就是派人去看武胜关的情况。
并判断：如果革命军夺了武胜关，则天下有变，他就起兵响应共和；否则，反贼“恐事难成”，他就效仿曾国藩帮着朝廷平乱。结果大家也知道了，武胜关失守，黄大人因此奋起神威，要学习文正公力挽狂澜，博他个“千古第一完人”。
所以，武胜关是什么？在武昌突然反正、大家一脸懵逼，搞不清楚现场状况的时候，武胜关就是一面镜子。有人看出来大厦将倾，有人看出来火苗尚弱；有人看出来起义军指挥一团混乱、武汉易攻难守，恐怕不成气候；有人看出来革命危在旦夕，成败在此一举，湖北需要增援。
武胜关照出的不是现实，是自己。显然，黄大人就是看出了革命孱弱，照出了自己的投机属性。在顶头上司余大人举起“汉”旗直接开溜之时，他投下命运的一票，选择继续负隅顽抗。
应该说，黄大人对于革命军力量薄弱的判断还是正确的。后来大家反省武昌起义战略得失，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北上攻取武胜关时，蒋翊武就说，当时武胜关起义已经失败，武汉真正能打的就四千来号人、新招士兵连怎么射击都不知道，既要维持秩序、训练新兵，还得准备清军可能从各个方向来的反扑，湖北张彪的人马还未彻底消灭，在刘家庙虎视眈眈。这种形势下，怎么可能贸然北上。
不过黄大人，革命军弱的确不假，但大清更弱啊。湖南义军随便打了一仗，他的巡防营就溃散了，小诸葛站队失败，成功换得斩首示众的收场，实在让人唏嘘不已。
提督黄大人的选择，决定了他个人的命运，而大清和革命军的选择，决定的可就是国家的命运了。
1911年10月12日，大清和湖北军政府都拿出本钱、推上了牌桌，大家看看自己手头的筹码，要决定中国的命运。双方赫然发现，虽然对方牌面不咋样，但是自己的底牌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情急之下，双方都开始了“手头有啥就用啥”的惯常操作。
革命党的本钱
革命党这边，手头两张底牌，敢死队和黎元洪。
武昌光复后，湖北军政府很快就干了一件在教科书上被反复批判的事儿——找黎元洪这个旧官僚做首领（湖北革命军都督）。标准答案是，这体现了本次起义的“软弱性”。当然，这么说也没错，只不过把因果搞反了。
软弱、软弱，因软而弱，说的像是因为武昌起义首领们革命不彻底、意志太“软”，造成革命力量很“弱”。以至于很多人一边传着“从床底揪出黎元洪，逼着他当总督”的谣言，一边对革命党有那么点“恨铁不成钢”的意思。
事实上，黎菩萨（黎元洪因为对士兵比较好，人又胖，得了这么个外号）是83届北洋水师学堂高材生，94年就以“广甲号”大管轮（副轮机长，他精通引擎，算是理工男）的身份，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。虽然战绩不佳，船长吴敬荣带头跑路，但黎元洪本人带领士兵跳海逃避日寇，出生入死才获救，也是打过大仗、见过大场面的，怎么会如此不堪。
现实情况不是革命党“软弱”，而是“弱软”。弱软、弱软，因为“弱”，所以不得不软。
之前就说了，武汉有经验的士兵加起来也就是几千号人，中层军官跑了个干净，管事的原来都是排长、班长，革命热情有余、武器也还算凑合；但行政和军事经验等软实力都严重不足。
随便对比一下，34年后的1945，教科书上说八路军当时是“小米加步枪”，反复强调他们非常弱。但现实是，日本人一投降，中央就迅速组织了两万名干部北上。这两万人曾经在沦陷区斗智斗勇、出生入死，既有决心、也有经验，他们在东北迅速开展工作、组织政府、搭建了有效的管理体系，源源不断的为前线提供人力、物力。
比起每到一地就开始大捞特捞的国民党“党政接受委员会”，TG一手有强大的组织保证，另一手还有洋人的支持（苏联当然也是洋人），软实力不知“强”了多少，当然有资格“硬”气。
而同样是革命力量，武昌起义军连作战管理体系都没搭建好；湖北清政府刚倒台，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高层就开始互有龌龊，内部吵架不断。一片混乱中，凭什么“硬”起来？
所以，既然“弱”，那就得“软”，就得妥协。这种时候，手边有啥就得用啥，“活下去，像牲口一样活下去”才是第一要义。
那请问怎么样活下去呢？答案是市场学：大家都觉得你能活下去，你就能活下去。
就像创业公司刚开张的时候，账上没现金，供应商不敢给账期；产品不成熟，客户不愿等你升级迭代；管理混乱，技术人员不愿加入。想要活下去，在市场上掀起点波澜，让风投公司投资续命，常见做法就是拿出干股，找个腾讯VP、阿里P10什么的做CEO、COO、CTO……来给公司站台。
潜台词是——如果**公司的高管都“放弃X万年薪加入”（从百万到千万不等），那你对我司的存活问题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至于该高管是像当年蔡崇信加入阿里一样自愿放弃X万年薪；还是因为在大厂业绩太差，被迫放弃X万年薪，倒也没那么重要，毕竟台上一站，满嘴都是“生态”、“打法”、“企业文化”，鬼搞得清当初的来龙去脉。
理解了这一点，你才能理解为啥革命党不依不牢的非得请黎元洪的加入，实在是一步好棋——阿里巴巴资深副总裁站台了嘛。
效果也的确立竿见影，10月16日，犹豫不决的黎元洪眼看武汉三镇迅速光复，起义势头不错后，终于下定决心减掉辫子，剃了个大光头，参加了湖北军政府的黄帝祭天大典（注意，是黄帝，不是皇帝），公开为军政府站台，对稳定军心气到了极大作用。
而且，黎大人一旦下定决心，倒的确是意志坚定、全力以赴。现在看起来黎元洪当年是占了大便宜，可站在当年，革命党的前途倒也不完全是一片光明。
此时，清兵已经越过武胜关南下，革命军北上应敌，当时的武汉市民就说，军政府部队：
前一营步伐整齐，看起来像是练过的；后一营就是乱七八糟，颇有乌合之状。但看起来的确是“踊跃从事”，好像“不知前途之危险”。
10月18日，双方在刘家庙开战。革命军士气高昂、旗开得胜，获得“刘家庙大捷”。但很快，真实水平就体现出来了。
10月22日，起义当天占领楚望台的徐少斌任前卫司令，率领敢死队进攻，犯了轻进的大忌，当场被马克沁机枪扫射而死；之后军政府改任原标统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，结果这货却是个内奸，27日，战打了一半，指挥官本人居然在后方弹药库放火，革命军大败。
湖北军政府把叛徒张景良枪毙后，改任士官生姜明经为总指挥。可姜明经听到北洋冯国璋来了，说“大局去矣”，甩手不干；不得已，只好又让原清兵连长谢元恺顶上做临时总指挥，原连长蔡德懋任炮兵总指挥。
当天，蔡德懋转移炮兵阵地时被清军发现，北洋炮兵克虏伯75mm野战炮群发，蔡德懋当场阵亡。次日，谢元恺率部冲锋，又陷入马克沁交叉火力，身中数弹，英勇就义，汉口前线几近崩溃。
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黄兴抵达武昌，竖起了“黄”字大旗，背负着湖北人民“力挽狂澜”的期待，主动请缨渡江指挥作战。不过大家也知道，虽然我极度推崇黄克强，但他的军事背景是：
长沙名门，在日本经常自费邀请军事教官给自己教授军事课程，骑马射击无不精通。
换句话说，业余选手三段。两天之后，专业选手冯国璋纵火焚城，黄兴无力回天、撤回汉阳，汉口支撑了两周不到，终于失败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刚入伙的黎元洪没有像他老板瑞澂一样在后院打个洞，跑到军舰上“继续指挥”，而是坚守武昌，为黄兴助威、协调共进会、文学社、同盟会各松散会党之间的关系（当然，也顺便夺权）。再后来，汉阳城破，黄兴指挥失当，在一片骂声中离开武汉，冯国璋炮轰湖北军政府，起义军军心大乱，黎总坐镇城中，表示自己绝不离岗，下令
“今日之事，惟有与城共存亡，敢有倡言煽乱或临阵脱逃者，杀无赦”。
做到这个份上，也算有职业素养了。
更何况，大家选黎元洪，本来就不是指望他的作战水平，而是冲着他背后的资源和人脉。
之前说过，湖北军政府推上牌桌本钱是敢死队加黎元洪。
基本盘，就是我们最敬佩的：敢死队。
他们是喋血轩辕的马荣、蔡德懋、谢元恺，是连枪都摸过就兴高采烈冲向战场的武汉平民。当时报刊说，革命军“缺乏机枪和野炮”，但是“士气旺盛”。往往在战场上露出败局时，指挥官带头冲锋，以血肉之躯逼退清兵；而湖北人民“不知临火线之危”，跟着部队“拆铁路”，几欲“徒手助战”。
正是这些人，组成了革命军的脊梁。
而后手，就是黎元洪所代表和熟悉的立宪派中间力量。
黎菩萨通过参加“黄帝祭天”仪式，在一般民众心中帮起义军摆脱“草寇”的帽子；他担任都督，给各地方实力派打造了一个“原来革命军也可以合作，没必要鱼死网破”的样板工程；他和列强的交涉，保护使馆，稳定治安，促成了各国使馆出台“严守中立”的决定；更重要的是，他利用自己在政府中的人脉，努力推动胜利的天平。
武昌起义第三天，北京就派海军提督萨镇冰协统陆军镇压。萨镇冰的老领导，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自杀的丁汝昌；而他的学生，则是当年海战中跳舰逃生，擅长维修机轮的黎元洪。
大清水师抵达武昌后，还没开几炮，萨镇冰就收到了学生的来信，黎大帅非常坦率的承认，自己加入革命党是被逼的：
……枪炮环列，万一不从，立即身首异处……吾师素知洪最谨厚，何敢仓促间出此……
但同时也说自己：
……今已视师八日，万众一心，同仇敌忾。昔武王云：纣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；予有臣三千，惟一心。今一心之人，何止三万……谁非黄帝子孙，岂甘做满族奴隶……洪有鉴于此，识事机大有可为，乃誓师宣言，矢志恢复汉土……
据送信的革命党人马俊超（也有说是黎玉山送的信）说，萨镇冰想了整整三个小时，最后亲笔回复“彼此心照，各尽其职”。下舰时，马俊超看到炮衣（保护大炮的，开炮时要拆下）已经重新装上。
至少在坚守武汉的那几个月里，黎元洪不是个供起来的菩萨，而是革命成功的大杀器。
理解了黎元洪，才能理解革命党的“弱软”，也才能明白湖北军政府的本钱。
那么紫禁城的底牌又是什么呢？北洋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