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次鸽了快3个月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对诸位不离不弃、还没取关的读者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坚持。我努力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，但仍然无法保证定时更新。
毕竟这种文章要查一堆的资料，还要努力在各种线索中，找到那条最主要的脉络，写起来慢、工作又忙。抱歉抱歉。
另外，我以后会在大清系列中穿插点容易写点的玩意儿，比如影评、书评什么的，希望给那些等的窝火读者一点小小的补偿。
19 序幕
1908年，美国底特侓，一个15岁就能手工打造内燃机的技术宅男——亨利·福特，捣鼓出一种全新的汽车装配方式。在这种方式下，工人不再全程打造整辆汽车，而只需要熟练掌握其中的一个环节。这种做法，后来被称为“流水线作业”。
新型的生产方式，带来了惊人的效率提升。一辆汽车的装配时间从700小时被砍到12.5。效率提升，带来了价格革命，在汽车售价普遍为4000美金以上的时代，他的售价为：825——大生产的时代到来了。
他将带来生产端大跃进、带来中产消费、带来卓别林的《摩登时代》、带来汽车城、带来米其林餐厅、带来高速公路、带来司机工会……带来一个需要“拉动消费”的全新的世界。
当然，在带来这么多事情之前，他首先带来了橡胶价格的大幅攀升。很简单，人人都想要825美金的汽车，汽车要轮胎，轮胎要橡胶，当年橡胶的新兴产地为南洋群岛（比如菲律宾和马来西亚），全球产量69000吨，缺口巨大，而一棵橡胶树的成熟时间要多久呢？6-7年。
橡胶瞬间成了1908年的“新能源车瓶颈”——锂矿。需求暴增叠加短期可预见的供应严重不足；投资人的想象力瞬间被打开。
9
1908年，伦敦交易所橡胶一磅2先令，到1909年末，是10先令；橡胶产业园在伦敦招股，100万磅的融资30分钟内认购完毕；南洋群岛一天注册14家橡胶公司。全世界都在为橡胶疯狂，所有人都知道“投资橡胶稳赚不赔；橡胶股票只涨不跌”。
这种狂热下，橡胶公司融资简直易如反掌，而环顾南洋四周，最适合的融资市场是——大清，上海。1910年，“蝴蝶的翅膀”在大洋彼岸扇动，序曲的第一幕缓缓拉开。
第一幕、大清金融
1908年，英国人George McBain在上海成立买蓝格志拓殖公司（LanKets），向公众销售橡胶股票。著名的文章包括《今后之橡胶世界》，大致的意思跟现在《互联网改造人类》、《数据是未来的黄金》差不多一个个调调的。
很快，伦敦股票市场的火热行情传到上海，蓝格志拓股票一飞冲天，发行价3两最高涨到17两；面值60两的股票，被抬到1000两；54家橡胶公司拔地而起；最疯狂的时候，只要股票里沾了“橡胶”两个字，就是天天一字板。
投机热情一飞冲天，从道台蔡乃煌、商务印书馆老板高凤池、一路到票号巨头源丰润，全部加入了追高的大潮。众人追捧之下，股票更是水涨船高。一时间，上海人民人人谈橡胶，各个炒股票，中产卖房子，富人加杠杆，纷纷“为梦想窒息”。
到1910年，各大钱庄贴现金额数以百万计，而外资银行接受股票抵押，循例短期拆借近1000万两。接近6000万两白银被注入橡胶投机，其中70%左右来自中国。股票价格远超基本面，一个完美的金融风暴在黄浦江上空孕育完成。
大家回忆一下“金融”那一章，就应该能猜到，在大清的证券市场中，股民是幼稚的、监管是不存在的、而割韭菜镰刀是锋利的。
1910年6月，美国开始限制橡胶消费，戳破泡沫；当月，伦敦市场橡胶价格开始疾速下跌；同月，提前收到消息的上海外资银行迅速反应，清仓所有橡胶股票，停止一切股票抵押，收回短期拆解，市面银根迅速收紧；蓝格志拓股价从1675跌到105。
远东股市，崩了。
仅仅一个月之内，正元、谦余、兆康三家贴现炒股最激进的钱庄亏损超过600万两，直接倒闭。8月，所有人惊恐的发现，大清当时最大私人银号，宁波源丰润的关联钱庄德源、源吉亏空500万两，濒临倒闭。
那请问谁是源丰润呢？他就是胡雪岩阜康钱庄倒闭后的接班人，老板严义彬，人称：政商小王子、官银保管员、胡雪岩第二、红顶大商人。
你看胡雪岩的剧本拿来就演，几十年来都不带改的。
8月，道台蔡乃煌紧急救市，严义彬以全副家产为抵押，注入官银350万两，终于勉强维持住市场。眼看风波渐平，9月，庚子赔款上海应付的190万两解缴时间已到，蔡乃煌以“救市”为名，向大清银行申请拨款、延迟赔款，以稳定全国金融市场。
大家用脚趾头也猜的出来我大清的态度，什么“救市”？什么“金融”？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懂的？一个道台不听命令，想造反吗？不付钱就革职！像极了当年胡雪岩破产，各地衙门纷纷封锁钱庄的样子。
当月，摄政王载沣下诏痛骂蔡乃煌“罔利营私”、“不顾大局”，源丰润银根被抽，柜面挤兑，瞬间破产，亏欠2000万两。连锁反应之下，一年之内，上海一半钱庄倒闭，中国投资人亏损超过4000万两，其中包括粤海关官银600万两、汉口海关400万两、沪海关350万两。
还有一笔略小的，1910年底，川汉铁路公司查账统计，CFO施典章挪用上海分公司公款投资炒股，钱庄倒闭、股票亏光，总计亏空白银250万。
当然，对于江湖中这点小小的金融波动，庙堂之上是没有空去管的。毕竟载沣大人正忙着处理件头等大事——立宪。
第二幕，庙堂
1911，是宣统三年，除旧迎新的爆竹声外，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改革气息。三年前，《钦定宪法大纲》已经颁布；两年前，各地参政议政的谘议局纷纷成立；而就在前一年11月，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间从原来的9年，缩短为5年。
还记得庙堂那一章吗？清末开车，最重要的就是满汉平衡，立宪立宪，不仅立的是大清的宪法，立的更是满汉之间的权力分配制度。汉族当年的中坚力量，不见得人人都想推翻大清，但几乎人人都对新的政治格局充满了希望。
比如梁启超同学，为立宪摇旗呐喊十数年，筹了大量捐款，写了无数文章，搞的和革命派势成水火。眼见立宪在即，就要修成正果，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。
所以，新年伊始，虽有长沙抢米、上海股灾，但紫禁城的各种消息，还是给这新的一年带来了不少希望。
4月，大清上谕，以日本议政体制为师，裁撤军机处、设立内阁，施行全面的“责任内阁制度”，宪政指日可待。
公平来说，从1906年五大臣出洋考察，到1911年责任内阁成立，速度倒也不算慢了。全国精英无不翘首以盼，等待内阁名单。
5月，内阁成立，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，史称庆亲王内阁。13个成员里，满蒙贵族9人，汉族只有4个，基本就是把原来军机处的人马给照样搬了过来，人称“皇族内阁”。
举国哗然。
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所有“改革派”，被大清这个骚操作惊的目瞪口呆——我们苦苦盼了几十年，你就给我这个？
对此，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也表示非常委屈，我是满人不假，但我也是个标准改革派啊，取消满汉双轨制，重用汉族大臣，包括袁世凯都是我提拔的，大家有啥好闹的，何况，大家也不看看我几岁了，还能折腾几年啊？
摄政王载沣表示非常委屈，兄弟我才28岁，父凭子贵仓促上台（载沣是溥仪他爹），朝中亲信都找不出几个，不用原来那帮老亲戚，我还能靠谁去？更何况，这一届是根据《内阁办事暂行章程》搞的，也就是起个平稳过度作用的，2000年都等下来了，大家就不能再等个三年，等到《钦定宪法》修好吗？
当然，他们都很有道理，九位皇族内阁几乎都是改革派，资质倒也不算太差，但大家都知道，“有道理，但没卵用”。
各地汉臣、保皇派们觉得，大家又是催逼赔款，又是镇压起义，没日没夜提脑袋跟革命党斗。刀口舔血这么多年，不外乎是对大清还有点希望，指望终有一日实现“共和”。可国事糜烂至此，朝廷居然还能搞出肉烂锅里这种玩法，“共和”怎么可能还有希望？
各地谘议局纷纷上书，表示“君主不担责任，皇族不组织内阁，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”，要求重组。朝廷怎么办呢？凉拌。5月，山东巡抚孙宝琦上书痛陈利弊，要求宗室回避；6月，清廷下诏严斥提案“荒缪”，大意很简单：别蹬鼻子上脸啊，君主立宪，那是先君主再立宪，你们可不要搞错了。
此言一出，那层薄薄的窗户纸终于被捅破，原来这大清，毕竟还是他们的大清。
怎么办呢？立宪派元老梁启超说了：
“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，则一切可迎刃而解。”
在那一瞬间，保皇党和立宪派的眼中，曾经是最大敌人的革命党，忽然不再面目可憎，早就说朝廷靠不住的孙中山，甚至都有点眉清目秀起来——原来这伙人说的，居然都真的啊。
就在国民怅然若失之际，朝廷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新内阁给四万万国人带来的巨大心理震撼。载沣大人满意的确认完名单，摩拳擦掌的颁布了新年第一个大国策：铁路收回国有！
第三幕就此登场。
第三幕，江湖
按照朝廷的说法，铁路收回国有乃是利国利民、加速经济发展、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千古大计。
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，但这个结论完全正确。
铁路建设耗资巨大、实施复杂、上下游链路涉及整个工业体系。从技术一致性到各方利益分配，非国家干预几乎不能成事。后发国家如俄罗斯、德国、日本，无不是在国家统一管理、私营企业配合的条件下完成，甚至大清亡了，民国成立，孙中山造铁路，也还是走的国有化的路子。
以卢汉铁路为例，虽然1898年签合同的时候被各种忽悠，但是架不住人家活儿干得好啊。盛宣怀领头，比利时公司承建，洋人Jean Jadot任总工。六年时间修了整整1200公里，铁路仅在1904年就净赚白银237万两，1905年353万两，一直到1923年，都还是吴佩孚军饷的重要来源。
到1908年，清政府向汇丰银行（又是他们洞庭习家）和法国汇理银行借款250万英镑，付清欠债，赎回路权，卢汉铁路从此成了中国全控的经济大动脉。
而当年风风火火，口号震天的民族铁路公司呢？
广东铁路商办三年，花费740万两，建成铁路50公里；山西铁路折腾了6年，修了15公里；“川汉铁路”，5年修路17公里；其他省份，几年下来，湖南建成51公里、湖北通车为零……
而且各个省份官商勾结，借着修路的名头，苛捐杂税、摊派盘剥，路没有修成多少，民脂民膏倒是刮了个盆满钵满。
宣布铁路国有的上谕说：
“数年来，粤则收股及半，造路无多；川则倒账甚巨，参最无著；湘鄂则设局多年，徒滋坐耗。竭万民之脂膏……民累日深，上下交受其害……”
可以说骂的还是很到位的。
至于原因嘛，麻烦大家复习一下“铁路、铁路”，各地只不过是不同版本的川汉铁路而已。再说一遍：在晚清，人人都爱国——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大爱特爱。
所以，可以想象，当年载沣大人颁布这条法令时，还是充满自信的。
你看，铁路国有，加速建设，紧跟时代大潮；干线国有，直线私有，既保证主干道的铺设，又给了民间资本一个参与的机会；废除各地因为商办铁路的苛捐杂税，减轻百姓负担；而且，盛宣怀搞的四国银行借款，总额1000万英镑（第一期600万英镑），利息合理（5厘），无附带政治条件（没有中东铁路那种卖国条款）。怎么看都是利用外资建设我大清铁桶江山的最佳实践。
至于各地商办铁路，你们搞成这样，我大清不找你算账就不错了，大家谢主隆恩，洗洗睡吧。
凭心而论，晚清几十年的上谕里，铁路国有化的政策虽然流氓，但绝对不是最垃圾的，甚至还算颇有点道理。然而，大家都知道我反复强调的规律：“有道理，没卵用”。国策一出，从四川到广东，中国大地骂声一片。
作为清末革命的摇篮，两湖首先开闹，商界罢市、学生罢课、议员辞职，留日学生江元吉血书“流血争路，路亡流血，路存国存，存路救国”；广东不甘人后，设立“争路机关部”，挤兑现银，拒用纸币。
哪个省份最不反对国有化呢？四川。谘议局和股东搞了个股东大会，大家的意思是，盛宣怀想国有，那就国有吧，只要别让大家别吃亏就好。为啥呢？因为川汉铁路亏的实在太厉害，明眼人都看出来这路是修不成了，趁着国有化把这烫手山芋甩出去，倒也是个解套的思路。
从5月份开始国有化，粤、湘、鄂、川四省一阵闹腾，9月，朝廷终于妥协。国有化没停，但朝廷出钱收回原有商办铁路公司的老股，广东股东六成现银、四成债权；两湖现银返回股东、米捐（两湖版的租股）换算成国家保利股票。
说白了，就是朝廷妥协，商办公司的亏空国家认了大头，大家别闹了，拿钱回家洗洗睡吧。于是，两湖、广东的保路风潮开始慢慢平静下去，还剩一家——当初倾向同意国有化的四川。
盛大人的意思是，川汉铁路公司筹集资金1600多万两，仅仅一个到账风潮就亏了250万，公司账面上只有700万两。这么大的一个窟窿，凭什么让我来背？
你们川汉铁路公司70%的股份是百姓的“租股”，又亏成这个样子，凭什么让国家为你们炒股失败买单？现银返还不用想了，剩余700万两收归国有，转化为国有铁路股份，你现在要做的，是宣传政策，停收“租股”，查清账目，准备朝廷全面接管。
代表商人阶级的谘议局很委屈，你朝廷一句话就收了铁路，凭什么所有损失都由我来背锅，这种方案让我怎么跟交了几十年租股的百姓交代；
代表底层的百姓很委屈，你这垃圾朝廷又借洋债卖国，铁路成了洋路，洋人来了，又要变着法子敲骨吸髓；
袍哥很委屈，老子做的就是收租股的营生，你一句话停了，我这几万兄弟以后靠什么吃饭？
而朝廷也很委屈，你们炒股亏了几百万，凭什么让朝廷买单，我停了租股，难道不是利国利民吗？
可以说，所有人都很委屈，除了革命党。
当年日本同盟会成立时，其中四川留学生就有127名，仅次于广东和湖南。保路运动开始后，看到机会的川籍同盟会成员纷纷潜回四川，和本地成员，如龙剑明、王天杰、吴玉章等取得联系，然后熟练的展开工作：宣传革命，储备军械，串联袍哥，毕竟大家起义十几次，活下来的各个都是熟练工了。
一时间，四川战云密布，从工商到会党、从革命党到平民，几乎所有人都将矛头对准了大清。对此，朝廷的态度是——请大家再次回顾一下本书中，我们载沣大人出场的第一句话——“有兵在，怕什么”。
1911年8月28日，四川保路同志会鼓动全省抗捐、抗粮；9月2日，“有兵在，怕什么”，端方带兵2000，从武汉（注意，是从武汉，武昌就是武汉三镇之一）入川弹压，；5日，“编练国民军、制造军械，实现川人自保”的造反口号开始在成都流传；7日，赵尔丰发动“斩首行动”，扣押保路同志会领袖，群众冲击总督府救人，护卫开枪打死32人，暴尸三日，史称“成都血案”，四川保路运动彻底爆发。
四川保路运动，是一场因为“正确”的原因而引起的全国性起义。为什会这样？是百姓蠢吗？是大清冤吗？我觉得都不是，是因为上帝说了：
“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”
——《出埃及记》20:4
大清从《南京条约》一路到《辛丑条约》，从卢汉铁路一直到中东铁路，从“宁赠友邦，不予家奴”到“皇族内阁”，这几十年的卖国、欺压、迂腐、落后，早就把底层的信任挥霍干净。
政策好坏固然重要，但此时，似乎又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
“洋债”，那必然是卖国的，要让渡主权，沦陷中华；“洋人”，那必然是黑心的，要亡我衣冠，夺我河山；而“清廷搞经济政策”，那必然是贪婪的，要敲骨吸髓，与民争利。
回过头看，这些情绪用来针对铁路国有化也许是不对的，是“经济排外主义”，是“极端民族主义”，是“被利用的群氓”……但，“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”，60年沉积老账所训练出的直觉，又如何怎么能奢求“精准报应”呢。
大清的铁路国有政策是对的，但拉长到60年来看，这个政策又是错的，他忘记了这几十年旧账带来的积怨，一个公信力丧失的政权，已经在事实上丧失了执行大型政策的能力；
保路运动中的民众认为外资就是卖国，这是错的，但拉长到60年，偏偏又是对的，他是底层对百年来经济入侵的条件反射，是最朴素的反抗意识，是“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”；
为暴动推波助澜的袍哥，是错的，它存在，是社会功能丧失之下一种畸形的地下秩序，但在起义的那一刻，他们又是对的，他如所有会党一般，是民众的“结社自保”，是百姓的自我组织和保护；
对对错错、错错对对，历史的风云诡谲，莫不如此。
当然，对于大清来说，讲这些远的近的、对的错的，已经没有意义了，1911年，荣县同志军宣布独立，四川的全面暴动开始，序幕结束，结局开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