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，很多读者提醒我大清的8被和谐了，我回头贴到《全知识》平台上去。
另外，很多朋友看到我的文章三天两头被和谐，在问我小号，防失联。
这个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怎么弄小号。
怕失联的话，可以关注我知乎的号，也是“佛要跳墙”，头像是一样的。
这篇文章看架势，估计也留不长，大家自己斟酌吧。
17 新政1901
我们对照着德意志帝国的发展路径，一路讲了大清的军事、经济、和金融，最后一项，也是最难的部分，是“优秀的国民素质和广泛的民族认同”。显然，这最后一项事关国本，是大清最不想动的。
不过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大清拖延拖拖拉拉了几十年，在故事临近尾声的时候，却突然一反常态，搞了一个大动作。
1901年1月，在义和团运动、八国联军侵华、东南互保一系列事件的暴击下，大清内外交困。万般无奈中，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，开始了继“洋务运动”、“百日维新”之后的第三轮大规模系统性改革：“庚子新政”，又叫做“清末新政”。
这次改革，范围横跨全国不说，内容更是从军事改革、编练新军；倡导工商业、允许自由发展实业；改革官制、裁撤冗员；到停办科举、鼓励留学……最深入国本的，是老佛爷终于开了金口，说要搞宪政，朝廷建立“督办政务处”，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学习政治，开始推行“立宪”。
简直是洗心革面、重新做人的调调。以至于有些革命党人担心，如果新政成功，那大清岂非又能苟延残喘，继续搞反动统治了吗？
北方暗杀团的吴樾，写下万字长文《暗杀时代》，之后怀抱炸弹，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刺杀出洋考察团，以阻碍新政。炸弹意外爆炸，吴樾身亡，五大臣轻伤，出洋计划推后几个月，终于还是成行。
吴英雄献身革命，的确千古流芳，但老实说，他也真是高估了新政。毕竟后面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这次改革非但没能挽救大清，反而成为他暴毙的导火索。仅仅10年后，武昌一声枪响，大清寿终正寝。
反差如此之大，以至于谈到“清末新政”，托克维尔的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里的一句话，总被反复提起：
“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。”
——亚历克西·德·托克维尔
你看沙俄搞改革，解放农奴，之后出了1905年起义、1917年革命，罗曼诺夫全家被枪毙；路易十六搞新政，放松管制，结果反而迎来了“攻占巴士底狱”，自己上了断头台；再加上大清的案例，让人不由得感慨万分。
不过感慨完，在怎么理解“新政为何不能拯救大清”这事儿上，大家就很分裂了。
有的说还是别改革的好，大清继续做缩头乌龟还能多活两年；有的说改革步子要小，新政就是一口气变化太大；有的说改革步子要大，如果新政更彻底一点，说不定就熬过去了；也有的说反正“坏”政府就是没救了，左右是个死，洗洗睡吧？众说纷纭，各有道理。
相比之下，我觉得还是历史圈之外的这句话更加简单有效：
“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。”
——安迪·格鲁夫，Intel首席执行官。
1970年的英特尔，如日中天，美国半导体内存占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；不过好日子也快到头了，1980年前后，日本人大举进攻，凭借天量的研发和不计成本的逆周期投入，短短5年之内完成市场份额反超，造成了英特尔的巨额亏损。
1986年，安迪·格鲁夫临危受命，成为新任CEO。
在他的带领下，英特尔逐步放弃内存，专攻CPU市场；和微软联手，打破IBM软硬件一体的商业模式，搞Wintel联盟。在度过黑暗的几年之后，1989年，80486芯片问世，之后凯歌高进，在全球PC的时代，垄断桌面电脑，重新回到巅峰。
嗯，这个跟大清有个毛线关系？
关系在于，大清不是一个“偏执狂”。当然，“偏执狂”这个翻译很不好，显然，英特尔并没有“偏执”得一定要在内存市场打赢日本。这书的原文叫《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》，正确的翻译叫做《只有被害妄想狂才能生存》。
什么叫做“被害妄想狂”，天量的技术研发、市场研究、行业判断、竞争对手分析，无时无刻觉得日本半导体公司在挖公司墙脚、跑的比自己快，这叫做“被害妄想狂”。格鲁夫的这整本书，都在谈企业如何感知变化、关注竞争，始终保持主动权。
显然，在“十倍速”变化的行业里，只有那个永远盯着竞争对手、永远担心被超越、永远想要快一点的公司才能活得下去；而一脸懵懂的大清，就在那个“三千年未见之变局”的“十倍速”时代。
让我们感受一下这托克维尔和格鲁夫这两句话的细微差别。
前者是说：一个出现问题的政权，当进行改革的时候，是不稳定的，是危险的；而后者告诉你：一个公司，不改革才是最大的不稳定，要活着，它永远不应该有安全感，永远在盯着世界，永远在争取主动。
如果要给大清的改革做一个注脚的话：这细微的差别就是他的注脚。
什么叫做“中兴”？
周朝，周宣王整顿周厉王治下败坏的吏治，百姓不再离散，权威恢复，诸侯重新朝见天子，人称“宣王中兴”；然而，他有解决周朝的分封制度下，诸侯实力坐大、威胁王室的问题吗？没有，几年后，周幽王烽火戏诸侯，周室崩溃。
西汉，汉昭帝取代汉武帝，休养生息、不再盲目发动对外战争，中央国库开始充盈、民生开始恢复，史称“昭宣中兴”；然而，他有解决自耕农破产、土地兼并，国防开支过大的问题吗？没有。汉元帝继位，豪强继续做大，50年后，王莽篡位。
在旧有的框架下解决新的问题，这叫做“中兴”。大清的中兴，是“中学为体”的中兴。
按照几千年的惯例，问题永远是“贪官太多、清官太少、和洋人的战斗意志不够”。就像几百年前岳武穆在面对金兵的时候说的：“文官不贪财，武将不怕死，天下太平矣”。
三千年传承的办法，在三千年未见的变局中，有用吗？
1881，同光中兴，内外修好，天下“太平”。然而，天下还会太平吗？
19世纪，是大国纷争的时代，孕育世界大战的时代。天量的资金被投入到研发、教育、军事、科技；列强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、外交战略；将军们制定一套又一套进攻备案。
英法全力扩充全球殖民地；英俄在东方“大博弈”，争夺中亚和远东霸权；德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，俾斯麦努力搞“战略模糊”，避免成为英法的假想敌；美国拼命发展海军，高层和英国大量互动，减少全球一哥的敌视……
几乎所有清醒的政府，都是“被害妄想狂”。显然，没人能预测十年后谁才是自己的盟友，更没人想到几十年后的世界大战；但每个国家都知道，自己是在和时间赛跑。
其中，症状最重、赶的最急的，当然是东北亚的日本。
1869，戊辰战争结束，德川幕府崩溃，日本维新开始。明治政府开始法律制度改革，废除了江户幕府的《公事方御定书》，颁布了新临时的刑法《假刑律》（“假”就是临时的意思）。作为民生相关的国之重典，日本人学习的是谁呢？
《大清律例》。
里面从律文条目、条款详析，一路抄作业抄到封建传统技能“枭首示众”和“拷问制度”。而众所周知，清承明制，《大清律例》又是《大明律集解附例》的高仿。所以说，明治维新的法治改革，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工作基础上展开的；你看，大家都是抄，大清还抄早了几百年。
仅仅10年后，日本的书店里已经可以看到《法兰西法律书》、《法国政典》、《法国法律提要》，一堆关于法国法学的书籍。记性好的回忆一下之前说的拿破仑遗产：《民法典》。没错，法国当然是烧了圆明园的混蛋国家，但混蛋国家的苗，那也比草要好啊。
1880年，明治政府颁布《刑法》，直接继承自法国《拿破仑刑法典》，包含了“无罪推定”、“法无正条不处罚”等现代法治的思想，带领日本逐步进入到近代司法体系的时代。
大清呢？
1876年，杨乃武和小白菜案发，两人屈打成招、判了个秋后问斩，民间一片哗然。一方面是本案有“举人”、“奸情”、“官官相护”、“告御状”等传统热点，“六月飞雪”嘛，百姓纷纷呼唤清官；
另一方面，以《申报》为首，进步人士矛头直指“严刑逼供”、“秘密审理”这种陈旧的司法体系；所谓“酷刑之下，何求不得”，应该“有陪审之多人、代审之状师、看审之万民”；公审的做法，不仅有利于民，而且可以“免冤抑保全民命，且保全多官也”，事实上对官员也是一种保护。
毕竟，这都洋务运动了，还搞《大清律例》的一套，实在不能忍，一时舆论鼎沸。
杨乃武毕竟是举人嘛，有些门路，托关系找到了胡雪岩、胡雪岩找到进士夏同善、夏同善又找到了光绪的老师翁同龢，于是冤情一路传到慈禧太后，刑事案件由此成了大清官员的政治角力。
最终，刑部重审、高层介入、冤情大白，慈禧太后把涉事的一百多官员撸了个干净，趁机介入了地方督抚的司法权。
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，朝廷觉得御状告了，冤案结了，贪官也开除了，屁民还有啥不满意的。再谈什么“变法、改革”不是给老佛爷添堵吗，《大清律例》用了几百年，刑讯逼供断案快、成本低，我看也挺好。
再说，不变革好像问题也不大嘛，反正同光中兴、天下太平，日子将就着过，改来改去，改出动荡来怎么办。
就这么一路“太平”到了1901，实在拖不下去了，才终于在新政中启动司法改革。由曾经参与杨乃武案的沈家本主持，大清开始翻译德法名著、学习日本经验、修律变法。1905年，《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》草案提出，走出了司法近代化的第一步。
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100多年后，沈家本被认为是“中国近代刑法之父”，他在北京西城区金井胡同的故居改成“沈家本纪念馆”，里面还有当年杨乃武案的奏折，可谓备受新中国司法界推崇。
但对大清，那就没啥用了。
1907年，新法还没来得及落实，秋瑾案爆发。鉴湖女侠，堂堂爱国才女，新女性的代表，7月13号被捕，知府贵福要求刑讯逼供，县令李钟岳不肯配合；14号上峰要求速速正法，李钟岳回应“供、证两无，安能杀人”；15号，知府直接插手。被捕仅仅两天，秋瑾问斩，一代才女曝尸荒野。
天下哗然。
一时间，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七个字无人不知，《申报》、《万国公报》、《神州日报》纷纷申冤；《祭秋瑾》、《吊越女》、《哭侠魂》传遍南北；以她故事改编的小说《六月霜》、《碧血幕》、《轩亭恨》，杂剧《秋海棠》流行一时。
秋瑾，完成她的遗志，以生命引发了辛亥之前最大的反清舆论风暴。
风暴中心的大清觉得自己很冤，砍了个反贼有啥好闹的，哪一年不是要砍个千儿八百的；更何况，几千年来，哪有谋反不问斩的道理。于是，为了平息舆论，朝廷迅速补充各种证据，试图说明秋瑾的确“谋反”，的确“该杀”。
秋瑾到底是不是反贼、依律是否该杀，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难道谋反就可以没有司法程序吗？大清改革几十年，居然还是可以“供、证两无”、暗箱操作，只要怀疑你是革命党，一道命令就枭首示众，就算这次杀的是反贼，那下次呢？
时人恐怕各个都要自问一句：
古有“莫须有”三字以兴大狱，而今竟以“秋雨秋风愁煞人”七字以为罪案者，是则何人不在当死之例矣！
朝廷怎么办呢？承诺司法改革、加速《大清新刑律》的制定、在各地收回“就地正法”的临时权力……1876年杨乃武案时就该实行的改革，生生拖到了1907年。一阵折腾，4年后，辛亥革命爆发。
30年前，历史给了大清改革的“提示”和行动的“契机”；30年后，历史来检查作业了。大家认真感受一下，这个“不是亡于改革，而是亡于不早点改革”的逻辑。
那请问如果30年前，杨乃武案后大清就搞变法，那改革是不是就会一帆风顺呢？当然不是，这世上哪有一帆风顺的变革。
1879年，大清和日本在教育上都碰到了点烦心事儿。
1872年，大清分批派遣了120幼童赴美留学，史称留美幼童；七年后，学生监督发现，这伙人居然有的剪了辫子、有的谈起恋爱、有的搞什么辩论赛，有的加入教会，真是“行为放荡淫佚”。而且考核之下，发现这帮货居然连四书五经都不会，特么数典忘宗、绝逼是一群假洋鬼子。
激愤之下，监督庶吉士陈兰彬、翰林吴尚嘉上书揭发，说这群小孩“外洋长技尚未周知，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，已大失该局之初心。”于是朝廷开明派、保守派吵成了一团。
同样也是在1872年，日本颁布《学制令》，照搬法国经验，将全国设为八大学区，建中学、小学，推行国民教育计划；七年后，5万所小学的目标连一半都没达到，而且各地为了完成入学率的指标，强迫农村儿童放下农活入学、又迫使农民出资建校，搞的天怒人怨。
各地抵制办学、砸毁学校什么的层出不穷，简直乱作一团。
果然是七年之痒。
大清1881，在各种争议中，朝廷下令赴美留学终止，除了两名滞留美国的之外，剩下学生中断学业，打道回府。在上海登陆后，留学生们先被清兵押解到一个破烂书院关押了四天，算是杀杀这帮人的威风，之后送往道台处磕头、听训、请安，接着送往各地基层。
显然，朝廷官员饱读圣贤书，不整整这帮数典忘祖的假洋鬼子，怎么能表现自己的爱国？于是，耶鲁学土木的詹天佑被打发去当了海军、学法律的梁敦彥成了基层教师、哥伦比亚大学的唐绍仪稍微好点，做了个翻译……一阵打压，算是教他们做人了。
假洋鬼子处理完毕，大清上下一片太平。
而1879年，日本教育改革受挫，政府撤销《学制令》，但转头又颁布了《教育令》继续尝试。这次，以美国教育体系为标准，放宽对地方教育事业的控制。自由主义之下，各地随意关闭学校，教学更是内容千奇百怪，结果又是全国各地骂声一片，引起了著名的“德育论争”，保守派西村茂树和进步派伊藤博文一路吵到明治天皇大门口。
如果大家觉得头疼的话，那要知道，教育论争只不过是动动嘴而已，其他的问题可就是要动手了。明治维新第一年，农业政策失调、苛捐杂税横行，当年就“一揆”（日语农民起义的意思）了97次，就在教育部翻着花样出法案的时候，日本经历着西南战争、秋田事件、福岛事件……全国上下闹作一团。
果然是：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。
不过，就在如此不太平的折腾中，日本累积了超过50所师范学校、73182名小学教员，到了甲午战争前，全日本在校生达到了360万，全国识字率73%，士兵大部能书写和基础运算。让我们回顾一下当年普鲁士吊打法兰西之后的，毛奇元帅的名言：
德意志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。
而大清的失败，在把留学幼童硬拉回来磕头的时候也已经注定。
改革、改革，打破旧的利益、颠覆传统思维，这才叫改革。而哪有比断人财路、逼人进步更加危险的事情。只不过无论对公司还是国家而言，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。你不冒着“有事儿”的风险去尽快改革，那就只有等着“出事儿”的时候被迫改革了。
“改革”固然是危险的时候，但更危险的，显然是“不改革”的时候，是“英特尔是全球最大内存制造商”的时候，是“北洋水师亚洲排名第一”的时候，也是大清中兴“永享太平”的时候。
当然，疯狂暗示完“改革要趁早、要坚定”后，紧接着的问题就是：如果爱新觉罗家族当年突然提壶灌顶、锐意进取了，是不是故事的结局就不一样了呢？当然，历史不能假设，我们换个说法：改革失败这口大锅，是不是该全部扣到爱新觉罗一家人头上呢？
当然不是，晚清政局的一大特色，便是“外重内轻”，所谓地方尾大不掉、中央鞭长莫及。
我们小时候学历史，说起蒋介石，基本都称之为“独夫民贼”，是不是“民贼”姑且不谈，但要说他“独夫”就有点不厚道了，委员长他倒是想独裁来着，可惜搞不定啊。除了那一批称呼他“校长”的黄埔校官，李宗仁、张学良、阎锡山……这帮手头有枪的老资格军头，他一个都搞不定，这“独夫”的恶名实在担的憋屈。
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大清身上，教科书说她是“封建专制、阻碍进步”，呃，她倒是想专制来着，可是条件不允许啊。还记得之前提到的“团练派的崛起”吗？为了平复太平天国，大清权力下放，各地实权派很快就搞出地方小王国来。
以曾国藩为例，人家军队有湘军；财政有前面说的商业税“厘金”；人才有幕僚制度，比如李鸿章就曾经是他的幕僚；还能利用港口、租界、海关跟洋人搞搞外交，俨然就是个小朝廷。
大家如果有机会穿越回大清，无论想干啥，切记一定要和这帮实权派搞好关系。
比如你要去做军需的生意，晚清各地军事用款是“实报实销”，意思就是各地军队开支预算不需要等中央审批，直接使用，年底的时候出具一个当年开销的报告就算交差了。社畜们想象一下这种花钱不需要预算和审批的清爽。
再比如你想做官，各地督抚都有“幕僚制度”和“保举制度”，地方实权派以军务紧急的名义，招了一群“幕僚”，搞了一堆“局所”，负责收税、物流、善后、一路到报销等各种政务，搞的直属中央的“布政司”（负责政务）和“按察使”（负责司法监察）都靠边站了。
作为幕僚，如果你办事得力，督抚可以向朝廷保举，实授官职，中央一般也不会驳回。比如我们熟悉的袁世凯，就是从浙江提督吴长庆的幕僚开始。袁大人虽然考试不行，但后台硬、办事强，很快就扶摇直上、成了中央直属大员，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职业发展路线了。
当然，各位也要小心，傍督抚可以让你发财，也可以让你送命。一般而言，封建王朝对于像判死刑这种大事，历来都是要先经过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三司会审，然后皇帝勾决，形式上还是很慎重的。
到了晚清，老祖宗说“乱世需用重典”嘛。各地剿匪、平叛，杀人如麻，上报人头实在是来不及，“就地正法”的特权从此慢慢向基层转移。最离谱的时候，不仅督抚，连团练什么的也能玩这招了。
结果就是“乱世用重典、重典引乱世”。一方面各地盗贼风起、不得不权力下放；另一方面各种冤假错案、又进一步引发反叛。那个后来开发台湾，做了不少善政的丁日昌，当年在江苏做巡抚的时候重审旧案，随便一个县就是40多起冤假错案，简直匪夷所思。
你要是得罪了督抚，给你安排个“江洋大盗”的名目“斩立决”，连个申冤的地方都没有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作为“封建皇权巅峰”的大清当然不能忍啊，想出各种花样来夺回主动权。比如拿出“恢复祖制”的大棒，要求各省“军饷由部核实”，好拿回财务审批权；以裁撤冗员、精简机构的名义，干掉了地方上一堆的办事机构，想要恢复人事任免权；又以各地冤案横行的名义，试图停止“就地正法”。
每一次都是御史大量弹劾，督抚各种反对。朝廷高举着改制、忠君的大旗要收回权力；地方拿着洋务、发展的挡箭牌死咬着不放。于是奏折口水满天飞，大吵几个月，最后和个稀泥、维持现状了事。
维持现状的后果就是，犹犹豫豫的大清，什么改革也推动不了。
搞统一税制、裁撤厘金，这是好事儿，他推不下去；搞皇家亲贵夺权，玩“满汉再平衡”，这是烂事儿，他也推不下去。在十倍速的世界里，她像是艘没有帆和舵的大船，在最后的几十年中漫无目得随波逐流。
扯了这么一大堆改革的逻辑，让我们再回到1901年现场。新政的大幕刚刚拉开，但失败的结局却已经注定。原因在标题中已经说明，清末新政，开始于1901。
新政始于1840，大清有机会跟上时代，在全球竞争中吃一块蛋糕；
新政始于1860，大清说不定搭上末班车，成为东亚一霸；
新政始于1883，大清还有可能转型为中华共主，起码延续爱新觉罗的香火。
然而，新政始于1901。
就像之前说的，改革，是国家的修行，是专业知识、组织能力、经济基础、政治权威、国民意志的终极测试。大清，既没有“趁早”改革的眼光，也没有“坚决”执行的能力，偏偏又摊上了权力分散的政治格局。
几十年来，他已经错失了太多的机会，背上了太沉的包袱，丧失了太多的政治权威。当终于被迫改革的时候，曾经白山黑水、野蛮而生机勃勃的女真，已经成了政治软弱、经济破产、组织力分散、威信扫地的弱鸡。
新政之败，不在1911，而在1840到1901的这失去的60年。
让我们对比一下，百年之后，一个老人的话：
在事情有了苗头的时候，他说：
现在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，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，一比较就有问题了。我就担心丧失机会。不抓呀，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，时间一晃就过去了。
在碰到奏折满天飞的时候，他说：
不搞争论，是我的一个发明。不争论，是为了争取时间干。一争论就复杂了，把时间都争掉了，什么也干不成。不争论，大胆地试，大胆地闯。
而最猛的一句，是在珠海，乔石主持，军委副主席杨尚昆、刘华清将军、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在场的会议中，他说：
国家需要改革开放，人民需要改革开放，谁不改革谁下台！对，不改革开放就下台！下台！
沧海横流，方见英雄本色。
而大清的庙堂之上，没有英雄，只有官僚。五大臣留洋考察，半年后回国，中央和地方欢呼雀跃、摩拳擦掌，呃，不是要共同发展生产力，而是……开展新的一轮内斗。
朝廷说要深化改革，但皇族统治那是万万不能改的。
根据考察报告，爱新觉罗们觉得统一全国司法、财政体系，搞中央金本位制度，废除地方厘金什么的，果然非常先进；但你要说限制皇权，搞国会制度，那就不行了，还是日本和德国的模式好，皇帝至高无上、内阁对皇帝负责、宪法由皇帝钦定，非常合皇亲国戚的胃口。
地方实权派也要趁机深化改革，但到手的权力是要想办法保住的。
大家互相一串联，不约而同的支持英国模式，要设立内阁，召开国会，让内阁对国会负责，以限制王权，的确是一时之选；但要说统一财税、搞什么预算制度、回收地方铸币权，那又是万万不能的，还是“地方自治”，自己玩自己的最爽。
一边是赞成“责任内阁”的地方代表袁世凯，要限制君权，以内阁副总理的身份夺权；一边是坚持“君主立宪”的皇亲国戚，溥仪他爹爱新觉罗·载沣，不仅要保证爱新觉罗家的权柄，还要趁着立宪的机会收回地方财政司法，说到底，还是要夺权。
在一轮又一轮的宫斗大戏中，大清的政治生态被撕扯的四分五裂。
至于国家的命运，怎么说来着：
“每个人都爱国，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”。
100年前，1806，柏林沦陷，大败于拿破仑的普鲁士，开启了改革的之路，它发展军队、深挖商业、升级金融、深耕教育，四大要素互相扶持，螺旋上升65年，虽然留下了不少问题，但总算把德意志帝拉扯成了近代化国家。
40年前，1860，圆明园被付之一炬，大清虽然开始了洋务运动，但几十年的努力后，军队趴在国民身上吸血；商业被各种压制；金融反过来成为挖大清墙角的工具；而在一轮轮打击中，国民凝聚力分崩离析。大清，陷入了一个四大要素互相掣肘的死亡螺旋。
1908，清末新政7年后，慈禧突然病逝，留下了两岁的溥仪、软弱的荣裕太后。当然，还有能力远远比不上野心的摄政王载沣，不过，意气风发的皇族自己并不这么认为，上位后，他迅速打发走袁世凯，独揽大权，把太后“满汉平衡”的套路扔到了脑后，按他的思路，大清“怕什么，有兵在”嘛。
如果大家对这句话感到耳熟的话，那是因为这个故事，兜兜转转，十几万字之后，又回到了《大清翻车指南》最开始的地方——汉臣的崛起。
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我们从这个话题开始，鸟瞰大清苍生，讲了汉臣、造反派、和革命党；纵观寰宇天下，看西荷法英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在竞争中开启了世界近代化之路；最后照了照自己，感慨了大清失去的60年。
见完苍生、天下、和自己；我希望你感受到历史的缘起，大清的挣扎，和那火轮车般滚滚而来的命运。从下一章开始，我们终于到了大清命运的终章，这千千万万的“因”，终于要汇聚成那个“果”。
大清，1911，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