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 深化改革
1868年，是非常重要的一年。
这一年的日本，明治天皇颁布《王政复古大号令》，宣布明治维新的开始；
美国的托马斯·爱迪生获得了他人生第一份专利——电子投票计数器；
中国扬州，打死僧格林沁的长毛“余孽”、天平天国最后的虎将赖文光，被凌迟处死。
三个国家都各得其所，平和安详。
尤其是大清，处理完这些闹心事儿，两宫太后算是睡了个安稳觉。洋务运动旗开得胜，欣欣向荣；按照这个逻辑，那自然是再接再厉，深化改革，把工业化进行到底了。
当然，现实永远比较残酷。
这一年，一位叫做“张禄升”的读书人决定弃文从商搞实业，也许是因为有感于洋人的火轮船侵蚀国人沿海航运生意，他想要迎头赶上；也许是觉得西人“以商立国”，他感到了时代的潮流。
总之，他头脑一热，买了艘轮船，决定搞航运。很快，这个倒霉蛋在胶州湾被当局扣押，以“惊扰居民”的理由被“革去功名”，打回原籍。
这位读书人后来怎么样？没人知道，他就此消失在茫茫史海之中，连个泡泡都没有激起。
“张禄升”在史书中惊鸿一瞥的前后几十年里，长江和沿海航线的轮船上，如果你发现清一色的中国水手，但头上却飘扬着“血与金”的西班牙的国旗，不要奇怪，这种玩法叫做“诡寄经营”，属于日常操作。
流行的搞法是，中国商人先在香港买船；再到澳门花100块钱找个洋人，宣誓该船为其所有，并以其所在国家注册——通常是西班牙，因为西班牙人比较便宜；然后以45块钱一个月的代价雇个洋人做“名义船长”，不用上班，肯借护照就行；最后是以10块钱一次的价码，让他代为露脸办理各种手续，比如报关、纳税。
当然，这种方式简单粗暴有风险，只能适合小船东，那大船东怎么办呢？一般是找个洋人的船运公司挂靠，华人运作、洋人分润；或者玩的更绝，直接注资到西方船运公司。
比如琼记洋行，没错，就是上一篇里说给太平军卖军火的，旗昌洋行买办陈裕昌就是大股东，当然，占股多少不算重要，有张洋人的皮就好。
很显然，这种吃里扒外、给洋鬼子输送利益的方式，必然被爱国者所不耻。但等等，为毛挺正常的国人，一搞船运就要开始卖国呢？
1904年，福建每日商船300艘，英法美西葡，遍布全球，就是没有大清龙旗，丫难道厦门船老大都是卖国贼吗？
答案很简单，1868年的中国，不是只有一个张禄升，这成百上千的张禄升很快就发现，你要是不挂个洋旗，那就等死吧。
守旧官员三天两头扣押，奇葩的理由包括而不限于“殊属冒昧”、“其言绝悖”、甚至包括李鸿章大人的“不可独树一帜”，可以说是花样翻新了；各地关卡林立，有税、有捐、有厘金、有好处费，哪一个都是得罪不起的大爷；更牛逼的是，沿岸海盗多如牛毛，挂龙旗，你指望本地“军爷”帮你打海盗，你睡醒了没。
可一旦挂了洋旗，故事就不一样了。官老爷不敢随便扣留；关税只要华船的十分之一不说，而且一口价搞定，各地衙门摸不清底牌，也不敢随意加税；更离谱的是，洋人居然还真的保护商船、袭击海盗，比如1858年，英国人就攻入“勺凹村”，打翻广东海盗，抢回了怡和洋行的白糖，可以说是非常给力了。
这种情况下，不挂洋旗，难道等着坐牢破产吗。
大清知道吗？当然也知道，广州一度搞出了“忠君爱国用龙旗，一次申请终身免手续费”这种促销活动。有卵用吗？没卵用，请问50两银子的手续费，抵得上一个关卡的厘金吗？请问你指挥的动牛逼哄哄的大清水师吗？不行？那我挂龙旗不是还得破产？
大家感受一下清末船东这种被逼“卖国”的酸爽。
张禄升的命运，就是千万无权无势的清末小商人的命运。当然，对这帮人来说，守旧官员的滋扰只是打怪升级的一步。
第二大挑战，是著名的“厘金”，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“临时性质”的商业税，当然，我大清自有国情在，一临时就临时了几十年，一直到民国政府蒋委员“裁厘改统”，这才算废除了，可以说是很有大清特色了。
1853年，朝廷要镇压太平天国，中央这不是没钱嘛，于是给了个政策，让各地实力派自己搞钱。到哪里搞呢？农业税抽多了要造反，关税得罪不起洋人，变相的商业苛捐杂税“厘金”应运而生。
所谓“逢关纳税，遇卡抽厘”，各地督抚抚纷纷修关设卡，向过往商人伸手，从过桥过路税、到产地税、销售税，收了个不亦乐乎。
好处非常明显，各地团练搞到了钱，招兵买马打垮了太平军；坏处也很明显，市场被切成了一块块，劣币驱逐良币；各地政府纷纷利用这个搞刮地皮、玩地方保护，整个商业环境一塌糊涂。
就好比一部2000块钱的小米手机，从广东送到北京，要缴税20次，价格涨到6000，而且到了河北还不让入京，因为首都要保护本地牌子“爱奇艺视频手机”，这种酸爽如何形容。
朝廷想废除吗，当然也想。一来，以德为师，要消除割据、形成统一市场嘛，稍微有点商业常识的都懂；二来，刮地皮这种事情朝廷可以忍，但是瞒着他刮地皮就不能忍了，厘金这种“临时”属性，缺乏统一标准的税种，中央两眼一抹黑，各地上下其手各种瞒报，朝廷哪里愿意吃这种血亏。
然而，想归想，搞却实在是搞不定。厘金收入已经成了大清的财政支柱，多的时候几乎达到了20%，你要禁止厘金，财政窟窿从哪里补？
想提高关税，洋人他不敢得罪；想搞统一大市场，各地督抚又不配合，再次请大家注意，1860年，太平天国端了江南大营，满清最后的直属军团已经没了，实力派不配合，难道让李鸿章的淮军去打内战吗？
勉强熬到1903年，搞个印花税，又去填了“禁止鸦片”的财政窟窿。
每次改革的结果都是厘金没改掉，新税倒是改出了不少，实在是让商户苦不堪言。
然而，大家如果觉得“车匪路霸”式的厘金已经够狠了，那就太小看在清末搞民营经济的难度了。作为地狱级难度，搞死商品经济的还有一个大杀器，曰“大清海关”。
简单来说，经过两次鸦片战争、一次太平天国起义、以及大清官僚的各种神助攻，英国人连哄带骗的把大清海关控制权搞到了手，注意，我指的不是上海海关，而是全中国，南至福建、北到天津的所有海关，这个巨大的机构，总boss就是，大家吸一口气：
太子少保、赏三代一品封典、爵士；御赐双龙勋章（那时候叫做宝星）、大英帝国圣乔治十字勋章；满清权贵的好朋友、业余外交达人、中国邮政发起者、英国在华利益的基石，大清总税务司赫德。
我列这么一大串名字，当然就是在疯狂暗示赫德左右逢源的这种双重身份。也正是因为这种双重身份，赫德在“10万+”上形象可以说是非常撕裂。
有的大赞中国海关是中国近代最为廉洁的部门，津津乐道在赫德同志的努力下，海关税收从496万两一路升到2000万两；支持洋务搞开放、在列强环伺中帮着大清周旋、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，可以说是功莫大焉。
有鉴于此，在外滩给他列个铜像可谓名至实归。
有的大骂赫德表面清廉、背地里也上下其手、任人唯亲。尤其是关税收入猛增，可不就是列强对中国的抽血跟严重吗？
这一点当然说的非常到点上，让我们回顾一下普鲁士国家发展的样板工程，李斯特提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高关税，保护脆弱的普鲁士民族工商业，工业品税率通常高达40%；中国入WTO那会儿，农业税率从23%降到15%的，为了这8个点和美国吵得天昏地暗。
那请问大清海关是多少呢？晚清一百年，坚持关税5%不动摇，叠加上白银贬值，实际税率几乎只有2.5%，基本就是自由港的水平。所以你看，现在浙江方言的“洋火”就是火柴，“洋钉”就是铁钉，四川方言“洋马”，就是自行车，全部都是“洋”货。
没办法，区区5%的关税，人家已经提前发展了上百年，没有国家保护，你还搞个毛线制造业。
你以为这点竞争优势就够了吗？在赫德和他英国同胞的不断努力下，总税务司增加“子口税”，洋货进口后，再抽2.5%，就可在内地通行无阻，避开那些多如牛毛的厘金。真是亮瞎一众民族资本家的狗眼。
想改吗？当然想，李鸿章就各种谈，想把税率提到13%；之前提到的曾纪泽，国外转了一圈，就说洋人“非民生所必不可少者，莫不被倍征其税”，想要学西方，把海关给抢回来，搞的赫德一度写信说老曾这个人“最坏了”。
然并卵，但关于税率，什么13%？最多7.5%，再多没有了。当然，李大人也很有收获，列强对中国人民纷纷表示同情。嗯，非常耳熟，1881年，马建忠去印度搞外交，和英国驻印度总督谈鸦片禁运，提起起鸦片荼毒中国百姓，总督大人潸然泪下，表示非常同情，但“禁运”，什么禁运，最多关税多交点，再多没有了。
你看，一脉相承。
更何况，赫德也表示，海关给你，你管的了吗？你能搞定贪污吗？你能提高效率吗？咦，你居然说能搞定？你自己厘金改革改成啥样你心里没点B数吗？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还是支持给赫德立个铜像的，只是铜像上不应该写“立中华不朽之功”，毕竟给人卖了还数钱，丢不起这个人；而是应该写“自己垃圾，就不要怪别人占了你便宜，你还得帮着立碑”。
好了，讲完了官员骚扰、厘金和超低关税，这晚清“张禄升”们的三大地狱级挑战，那商人们是不是就无路可走了呢？也不是，如果大家注意到了我的疯狂暗示，就应该感受到了，正常生意活不下去了，那想要混出头，只能找大腿。
而晚清的大腿，不外乎两根：官僚和洋人，便是所谓“红顶商人”和“买办”。红顶商人靠高官庇护吃饭，言谈间不外乎昨天见了哪个领导、前天和谁的秘书一起吃饭；买办帮着洋人打点自己生意，三句不离沙逊先生跟我一起打了高尔夫、渣甸和我玩了马球。
于是，胡雪岩傍左宗棠，盛宣怀傍李鸿章，席正甫傍汇丰，唐廷枢傍怡和……大家都在抱大腿。这个也不奇怪，只会“诚实劳动、合法经营”的实在做不大，那可不就只剩下这两类人了嘛。
既然是傍大腿，那就非常容易理解了，大腿能有多粗，自己就能飞多高，大腿一旦“呵呵”，那他自然就“呵呵呵”了。
比如部分国人的偶像胡雪岩同志，从“红顶”这个角度看，老胡帮助左宗棠又是筹款又是买枪，虽然中介费收得狠了点，但毕竟是把事情搞定了；但从“商人”的这个角度来看，那就只能“呵呵”了。
毕竟胡大人最主要的业务模式就是上下打点各级官僚，让他们把公款存到自己的钱庄，然后借给那些没政府关系的小商户，一本万利放贷赚利差。
你要问他精细化运营、产品创新、工艺改进、推动生产力、甚至搞研发？不存在的，那种苦活累活胡大人怎么看得上，打通朝廷的资源，吃政策红利，赚快钱才是人家的核心竞争力。
就这点而言，我一直没搞明白大家学胡雪岩到底学个什么劲儿。相比情商高、脑子活、擅长混官场搞关系的；我觉得中国倒是更缺些情商低、死脑筋、一门心思打磨产品的。
毕竟，这种官商勾结的毛病也实在明显。顺风顺水的时候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一旦风吹草动，那官员甩掉你就跟甩尿壶一样。
1883年金融危机，胡雪岩投机生丝失败，上亿资产的帝国瞬间分崩离析；朝廷管你红顶不红顶，黄马褂算个屁，即刻革职抄家。马仔嘛，又没啥核心竞争力，谁做不是做呢？
而像盛宣怀这种就滑头很多，毕竟人家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，眼光很准。甲午海战之后，一看李大人苗头不对要背黑锅，就跑去投靠了张之洞，实在是聪明伶俐。
相比之下，洋人这条大腿还持续的久那么一丢丢。“铁打的洋人流水的官”。上海道台换了不知道多少茬了，怡和、汇丰岿然不倒，业务一路从贩鸦片、卖军火、发行国债、到进口洋糖、自行车。
而只要洋商在，买办就少不了。毕竟中国地盘大、封闭久、各地情况殊异，外国商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摸不着头脑。张家口的皮毛、苏州的生丝、景德镇的瓷器、福建的茶叶……各有各的模式、特色和人脉。
更不用说铺设渠道、赊账抵押、供应链抵押、商业承兑等等洋货销售的业务了。买办作为外国商品和内地市场的桥梁，作用可不是一点点大。旧中国100年，买办从杨坊（就是华尔他岳父）、唐廷枢、到何东（何鸿燊伯公）、虞洽卿（蒋介石赞助人）……只要业绩好，这伙人的日子就过得下去。
何况，在铁甲舰、先进生产力、赫德海关、大清、还有后来的民国政府助攻下，业绩怎么可能不好呢？比如汇丰银行上海买办席正甫，就是之前说借钱给左宗棠的那个。
一方面，业绩爆棚，短短几年搞出了上海最有影响力的银行——汇丰银行上海分行，政商两侧手眼通天；
一方面，全家沾光，二弟席缙华是华俄道胜银行银行买办、幼弟席素恒是新沙逊洋行买办、退休后儿子席立功继续在汇丰做买办、之还传给了热爱嫖娼的孙子席鹿笙，真正实现了“家族传承”，可以说是傍上一根粗壮的大腿。
不过呢，这个光明的职业也有个巨大的缺点。
中国读书人嘛，从小四书五经、满耳朵岳飞于谦王阳明，都讲究个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做买办固然有名有利，但说起“报国”来，很多买办都有那么点“意难平”的味道。
毕竟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，立德可以像李嘉诚一样，家里藏着全套百达翡丽手表，外面张口就是“我这个电子表戴了几十年”；立言可以找人代个笔，写点《做人要学胡雪岩》什么的，都算比较容易糊弄。
但这个立功就有点勉强了。难道说这辈子的功绩就是“帮助沙逊洋行的鸦片进口额提升了300%”吗？黑社会兼大烟贩子杜月笙的名片上不也得写“实业家”，毕竟“实业救国”嘛。最好呢，还能搞个红顶子，选个上海市长什么的，那人生就完美了。
所以你看，红顶商人和买办，都不够完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裱糊匠”李鸿章想出个好主意。
对大清来说，“重农抑商”是传统嘛，投钱注资、扶持民营经济这种事情，对朝廷实在是太超前了；但没有商人参与，不仅官僚自己没有运营能力，而且大清一贯财政紧张，纯粹国家投资搞工业，资本金也实在不够。
“官督商办”由此应运而生。从股本来说，政府投部分资金办厂，商人出钱入股，形成股份制公司；从运作上，官员参与监督，商人负责运营；从营销上，政府提供垄断市场、税务保护，商人努力提高生产力。
官员，通过官督商办扩大了实力、加强国家工业化，有了政绩；商人，获得了官府的庇护，拥有了创建民族工业的光荣身份；股东，从工业化改造中赚了股息。
可以说既利用了政府的行政保护力量，又充分调动了商人的资金和积极性，所有参与方各得其所，简直完美的一比。
一时间，新模式颇为流行，1872年的轮船招商局（现在的招商局集团）；1876年的开平煤矿（现在的开滦集团）；1878年的上海机器织布局（现在的上海纺织博物馆）……大家现在叫得出名字的晚清大企业，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。
而大量的红顶商人和洋买办，各怀心事，也应邀跳槽去了这类企业。比如轮船招商局，红顶商人盛宣怀很早就开始参与；而晚清四大买办，参加官督商办的就有三个。
徐润负责轮船招商局；唐廷枢主要精力在开平煤矿；郑观应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。
伴随着他们而来的，自然是江浙沪民间的人才和资本，国际公司的先进运营理念，以及朝廷的政策扶持。
三花聚顶，前途一片光明。
比如轮船招商局，原来半死不活的，1873年改组为“官督商办”后，唐廷枢任总买办，一年之后就开始盈利，1874到1883约10年间，除了10%的固定利息之外，通常还能发5%左右的股息，非常赚钱；1876年，在轮船招商局的基础上又成立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“仁和保险”，成功扩大业务版图。
而在国际竞争上，长江内河航运原来是旗昌、太古（大家喝咖啡用的白糖就是他们家的）、怡和（现在华南地区的7-11就是他们家的）三家洋行的垄断也被打破。船运公司嘛，价格就是竞争力，招商局入局后，带头大打价格战，规模第一的旗昌洋行巨额亏损，第一个撑不住。
1876年，招商局蛇吞象，借款收购旗昌洋行，市场份额一跃而至40%；并开始在菲律宾、泰国进行国际化布局。
可以说，短短十年不到，投资人赚了钱；买办转型为爱国企业家；李鸿章成功插手上海到天津的干线运输；各得其所，实现共赢，“官督商办模式”一战成名，全面开花。
不过等等，故事是不是太美好了一点？
扒开轮船招商局的财报，你会发现，之所以一炮而红，很大的原因就是“超国民待遇”。
作为李鸿章亲儿子，招商局首先就拿到了漕运订单，一年50万石上海到天津的粮食承运项目，直接到手；其次是免厘金，几千公里的长江内河，李大人保驾护航，争取到了和洋人同等的待遇。
最后嘛，就比较简单粗暴了，设定准入门槛，消灭国内竞争对手。还记得之前的“不可独树一帜”吗？宁波的“五金大王”叶澄衷，想要搞个“广运局”做船运生意，李大人批了这六个字，直接就否了，可以说非常护犊子了。
从现代意义来看，这种玩法显然是不遵守市场规律的。但放到那个年头，倒也不能说完全错误。
航运公司嘛，规模优势明显，这种行业政府牵头做大做强、抵御外国经济侵略的策略，见惯不惯，效果也不见得就差了；而放在那个年头，厘金问题短期不能解决的情况下，用行政命令来消除市场壁垒，也算是个权宜之计。
不过问题在于，“权宜之计”只能“权宜”，按照现在的说法“扶上马，帮一程”是可以，但不能保你“做大做强”啊。老是挥舞权力的大棒，难道你还能打倒经济学不成？
显然，权力的大棒可以打跑国内竞争对手，但没法逼消费者买单啊。
1882年，洋布在中国一骑绝尘，李鸿章申请把“上海机器织布局”转归自己管理，准备和“洋布”竞争一番。记性好的同学回忆一下之前提到“大英帝国的崛起”，想想英国的外号“棉花帝国”，你就知道这事儿对于中国民族工业有多重要，事实上，隔壁的日本人就是靠搞纺织积累了不少原始资本。
既然到了李大人手上，“官督商办”的老三套又来了：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郑观应（就是写《盛世危言》的那个）做总办；国家给予税收优惠；然后给了“十年专利权”，十年之内，民间商人只能附股（也就是入股），不能自己建厂。
大家感受一下十年之内中国只允许一家纺织厂这种酸爽。
这种玩法连垄断利益的获得者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，织布厂的第二任总办马建忠（他四哥马相伯就是复旦大学第一任校长）就说，上海织布局织机300张，一年产布18万匹，而当时大清每年进口洋布1500万，这点产量连2%都不到，你怎么跟外国人竞争。
为了一家公司，卡死一个市场的玩法，值吗？李大人觉得很值。毕竟产品竞争这种事儿虚无缥缈，他治下的公司销路不愁、利益巩固是实实在在的。等等，你确定“是利益巩固”吗？
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：
权力是把双刃剑，而不受控制的权力可以毁掉所有人，包括权力本身。
如果大家觉得觉得官僚权力只是玩玩垄断，那就太天真了。官商办官督商办，当“商”利用“官”的权力来垄断市场的时候，自然爽的一比。但聪明人都应该问两个问题：
第一，既然“官”可以帮你随意的垄断市场，难道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，就不能干其他了吗；第二，如果“商”只会靠垄断市场赚钱，那请问这个“商”还有个毛线用呢。
很快，官督商办的一派光明开始有了巨大的阴影。
既然政策都是官的，那安插点人怎么了？领导推荐个人，虽然常常是个废物，但你难道好意思拒绝？实在没地方放，那挂个名号光领工资不干活，人称“干薪”，也总比得罪了官老爷强。
朝廷既然“恩准”你办企业，帮你干死竞争对手，那你孝敬孝敬，交点保护费又怎么了？注意，不是缴税哦，缴税是对公，是企业为搭建国家公共资源所给出的费用；孝敬是对私，在清末叫做“报效”，是对个人、对某个阶层的，用来继续维护自己不公平的商业利益的好处。
河南灾荒、边疆打仗，为了国家利益，总要出点钱吧？可以理解。
洋务派要办新实业、关联公司资金周转，为了开放利益，总要搭把手吧？也行。
慈禧太后生日、修个园子颐养天年，这个面子总得给吧？咬咬牙。
……
就这么一样一样报效下来，到后来，轮船招商局的财务报表索性直接列了“报效”一项，可以说非常辣眼睛。
当然，从“爱国者”来看，这点报效是远远不够的，比如当年刚毅代表朝廷南下收保护费，就大骂这伙人“不知忠君爱国”，交个钱居然还磨磨蹭蹭的。
而那个著名大学士，看到任何洋货都要发火的“爱国老人”徐桐，直接就提出来：既然轮船招商局这么赚钱，那干嘛不直接收回国有算了？果然“爱国”的一比。
作为晚清商人，耳边权力的大棒呼呼作响，可以说非常熟悉了。
不过，大家如果觉得只有官员垃圾，爱国商人是朵白莲花，那就错了。
当年，你如果在轮船招商局办点事儿，很快就会发现，丫里面除了唐总、就是徐总，而且说不来粤语，简直寸步难行。嗯，这个也不奇怪，毕竟老大是广东人唐廷枢唐总和徐润徐总，国人引以为豪的“圈子”文化下，塞满自己亲戚也算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有谁不讲粤语呢？
船长不讲粤语，讲英语。从船长、大副、二副……一路向下，全是洋人，事实上，不仅船上的高级岗位是洋人，维护、修理、改造什么的技术岗位也全是洋人。一直到连怡和洋行都开始用华人做船长了，招商局的船长还是清一色洋人，非常不“民族企业”。
理由是啥呢？那年头培养一个船长比现在培养一个机长还复杂，这种投资长、见效慢的活儿，的确不符合“短平快”的思路。
1872年有人提要开始培养船长、搞技术研发，回复是“见效慢，而且保险费可能增加，暂时不搞”；10年过去，“见效慢，而且保险费可能增加，暂时不搞”；20年过去了，到1892年，特么还是这句话。
隔海看看日本，1875年日本三菱搞邮船公司，10年后已经80%是本国船长了；再对比现在中国企业各种红着眼睛抢技术、追培训、搞国产替代，大家感受一下当年民族“企业家”的眼光吧。
当然，如果仅仅是从“眼光不够”这种视角来批判，那就又太天真了。大家都懂一个道理“晚清人人都爱国，但要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爱国”。同样，“官督民办”的总办们不是没有长远眼光，而是在没有长远利益绑定的前提下，谁也不愿意投资未来。
既然朝廷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来打秋风、抽资本金，那请问总办们会对公司章程有敬畏之心吗？
“和尚摸得，我摸不得？”
一方面是朝廷要“报效”，另一方面是领导们也忙着侵吞资金。当年的徐总、唐总，都是直接拿轮船招商局的资金在外面炒房、炒股票的，快钱赚的不亦乐乎。
1883年，徐润在上海囤了三千四百多亩地，5000多间房，光房子就几百万两的身价，简直人生巅峰，你说他能有多少时间去管航运这种精细活儿？而且吧，既然徐大人既然如此家大业大，稍微“腾挪”点招商局的资本金又怎么了？十六万两而已，毛毛雨嘛，分分钟补上亏空。
结果，1883年，大清金融危机爆发，胡雪岩破产，叠加中法战争爆发，上海房价大跌，徐润血亏。李鸿章派“官督”胡雪岩查账，抖出了那十六万两挪用，于是“商办”徐润扫地出门。
挪用公款，撤职查办当然也不冤。
但是，等等，盛宣怀接手之后，每年6万两银子额外的朝廷“报效”冤不冤？慈禧60大寿，公款10万两的孝敬冤不冤？不经过股东同意，一句话就挪出8万两办学校、帮领导搞政绩冤不冤？而盛宣怀自己左手“爱国总办”，右手继续开钱庄、炒房产，继续挪用公款，冤不冤？
雪崩之下，有哪一片雪花是清白的？
谁最冤呢？当然是那些相信这些公司能“实业救国”，发展航运，与列强一较长短的笨蛋投资人最冤。
毕竟这些事儿都得要长远打算，而当一个公司谁都可以来侵占一把的时候，没有管理人愿意规划长远。
革新技术、培养船长？不存在的，在被其他人捞完之前先自己吃饱才实在。
于是，20年后，轰轰烈烈的官督商办虽然还是洋务派引以为豪的政绩，但这些公司早已不复当年的锐气。企业半死不活，靠着垄断苟延残喘；商人偷偷撤资，毕竟做生意不是为了给老佛爷过生日的；官员上下其手，生怕错过了自己那份。
至于大清帝国工业化的使命，谁还关心这种事儿。市场是分割的、行业是垄断的、关税保护是没有的、企业精神是扼杀的。朝廷可以请到普鲁士教官、装配克虏伯大炮、按德国的方式操练新军，但是却学不来德意志帝国的商业精神。
有人看出大清的工业需要“深化改革”吗？当然有，局内人郑观应写《盛世危言》，大骂官督商办，说这种玩法“赢则借事勒捐，亏则多生枝节”，而且“官夺商权难自主”，根本没有办法应付工业化的需求。
换句话说，要“产权清晰，定义政府和公司的边界”。
要自强，必须“商战”，所谓“欲攘外，亟须自强；欲自强，必先致富；欲致富，必首在振工商”，毕竟“商战为本，兵战为末”，而商战，又是“有工以翼商”，必需以工业基础。
换句话说，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，解放生产力，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”。
不仅如此，还要改革厘金，“裁撤厘金，加增关税”，政府应该鼓励出口——“与地争利”；而不能死盯着国内——“与民争利”。
换句话说，搞“统一大市场，消除地方主义”，要鼓励企业“做大做强”、要“造福于民、藏富于民”。
你看，这些话都是教科书级别的，放到21世纪也不过时。
有道理吗？有道理，光绪看了深受触动，印了2000本，要求各地官员好好学习，一时间洛阳纸贵，大人们纷纷点头称是。
有卵用吗？没卵用。厘金是各地督抚的钱袋子，谁敢动？海关是洋人的地盘，谁敢提？官督商办成了官僚的自留地，谁愿意打破垄断？
早说了，人人都爱国，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。
人人都爱国的结果就是，说起来每一个都是民族实业家。盛宣怀、胡雪岩、唐廷枢……哪个名字在百度上一查，都有堆闪亮的头衔，兴办了中国“第一家冶炼厂”、“第一家棉纺厂”、“第一家金矿”、“第一家造船厂”……各种第一，关起门来简直闪闪发光，一片中兴之气。
打开门呢？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争开打。
黄海大战，北洋水师损失军舰五艘、伤亡600；日本舰队重伤四艘，死伤300。虽然惨败，但还有定远、镇远等主力，实力尚存，李鸿章要求“出海巡游、相机攻敌”。没错，你去翻当年来回的沟通，李鸿章可没让北洋水师缩在威海卫，而是希望坚决突围。
丁汝昌抗命。
等等，丁汝昌不是爱国将领吗？怎么居然消极避战。
呃，说实在的，换了我，我也消极避战。
靖远、济远大炮钢底损坏，要德国订货，发货遥遥无期；平远260毫米主炮，炮弹还没国产化，要进口；广丙速射炮还剩下60发，广东方面一直没有回复是不是还有库存；镇远号舱底8处有伤，以现有能力无法修复，要等专家。
专家在哪里呢？大清全国企业也没几家，技术人员只在开平煤矿、唐山铁路，于是什么锅炉专家、铜匠紧急调用去了旅顺。好不容易到了军港，旅顺营务处督办龚照屿不肯支付在天津承诺的额外工钱，居然把他们遣散了……
9月17日黄海海战结束，德国总教习汉纳根悲观的说，估计要45天才能修好。结果到了第二年1月，镇远号还在积极抢修中。
你说开着这些破铜烂铁，丁汝昌不避战，难道划着舢板去送人头吗？
而日本方面，17号打完仗，18号到朝鲜的临时锚地，19日修理船“元山丸”赶到，5天之内处理完轻伤的战舰；同时，重伤主力舰战舰开回日本，两个月内全部维修完毕，11月已经又在巡游了。
也不奇怪，1893年，日本留学人才已经超过2000，10人以上工厂3019家，使用蒸汽动力的675家，工人数38万，蒸汽动力轮船11万吨，而且根据《雇佣外国人注意条例》，政府鼓励雇佣外国技术人员的同时，规定要以本国人逐步取代。
同年中国企业多少家呢？100出头。
还记得我们上一章说的吗？军事工业，是不可能独立于民间工业存在的。1881年，鲜亮的同光中兴背后，是留美幼童强行中断；是行政命令下的军工畸形发展；是张禄升们盼望的民族工业毫无出头之日。
将士用命有用吗？有用。不过在别人强大工业体系面前，再用命也只不过是比较勇敢的炮灰，毕竟巴顿将军教育我们：
战争的目的不是为国牺牲，是特么让你的敌人为国牺牲。
甲午海战，输在武器、军队，更输在了工商业。北洋水师不是纸糊的，是实实在在的铁甲舰，但却是一次性的。没有工商业支撑，你买了航母又如何，还不是帮别人打工？
而美国最恐怖的地方在哪里？二战时期，约克城号航空母舰5月8日在珊瑚海海战被日军重创，炸弹把船尾都轰出了水面，油迹拖了10里长。好不容易回到珍珠港，按计划需要90天才能修好，结果花了多久呢？
72个小时内，工程师设计方案、排定计划；产业工人理解规划、配合行动。先保证航行，然后边开边补，3天恢复作战能力，6月4就参加了中途岛海战，成为太平洋战场转折点。
印度的同学们，“有航母”比不过“修航母”啊。别说大清没有示范过，1895年，只会买船的大清，对战还会修船的日本，完败。
大家如果现在开始扼腕长叹，那告诉各位一个坏消息，相比某个行业，大清的工商业居然还算不错的。
虽然不经打，但起码还有个表面光，在东亚耀武扬威了几年，留了点家底，也算是给中国工业化起了个头。而有个行当，那才是真正让人目瞪口呆，不服不行。
大清金融，该你出场了。